浅谈苏轼的文学思想                          

    苏轼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把作品的现实性、批判性与创作自由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文学思想十分丰富。
    一、  有为而作
    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有为而作”也就是“不能自己而作”。这里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创作必须是作者对客观事物有真实的感受而有把这种感受抒写出来的 冲动，是胸中充满勃郁激情的自然流露。苏轼《南行前集叙》中云：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已亥之岁，侍行适楚……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二是注重文艺的社会作用，他强调创作须有积极的目的与作用。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引述苏洵之说云：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

   文中明确地把文艺当作有益于人生的工具，批判现实、揭露社会弊病是发挥这种有益作用的首要任务。

    二、  道可致不可求

    苏轼所说的“道”意指客观事物的规律。人们只有直接接触客观事物，不断实践、学习才能掌握。实践的途径是宽广的，通过生活锻炼、生产劳动、文艺活动，都可以获得对事物规律性的一定程度的认识，诗歌创作如能从一个典型反映万象，其作者的规律性认识也就更加深刻。苏轼《送钱塘聪师闻复叙》：

   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剁轮，佝偻承蜩，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也，以为聪得道深浅之候。

     三、  崇尚自然，摆脱束缚

    苏轼主张创作要有极大限度的自由。这首先是摆脱精神的枷锁，敢于直抒胸臆。其二是形式上的解放。为了把作者的感受与认识充分表达出来，需要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障碍，象充沛的源泉随处能喷薄而出，象云水的漂浮流荡，随所变态，呈现异景。其三、创作的高度自由还需遵循一定的艺术法则，以塑造鲜明生动的形象。客观事物是不依人们的意志而存在的，如何自由运用各种艺术手段真实地再现它，也就存在严格的客观规律，必须遵从。“行云流水”还须“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遇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不知也”，受着客观规律的制约，不是作者主观所能臆定。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发挥了类似论点，实也为其自己创作之写照：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四、  文尚简明，务求通达

     苏轼在崇尚自然、语言文辞有充分表达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古代关于“辞达”的理论。他强调指出，作者能够对客观事物特征有充分的认识而又能把它充分地表现描绘出来，这才是“辞达”。这样的文辞自然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苏轼对于形象塑造，不单要求外貌的相像，更期望充分展示出事物的内在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形似”与“神似”、“诗”与“画”辨证结合的艺术论。他要求图画不是单纯地描绘事物形貌，而应具有深远意境，寓托作者志趣耐人寻味，如读诗歌；诗歌不是简单地抒写作者情志，而应塑造生动的形象，使作者有真切感受、丰富联想，如对图画。

    五、  主张多种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与结合

    苏轼论诗并尊李白、杜甫，《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说：“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他自己所作也兼有现实和浪漫精神，至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又与韩愈诗风相近。至其晚年，更极其赞赏陶渊明、柳宗元诗歌的淡远高致，还作有《和陶诗》一百二十首。苏轼晚年，有感于自己前期所作雄放有余而余韵不足以及宋诗中直说过多而乏一唱三叹之致所带有的普遍性问题而发生这样的感慨。苏轼企图吸取另一种手法来补充这一种艺术手法的不足，并非转为专尚平淡而否定雄奇，更不是他前期批判现实与积极浪漫精神的倒退。他在评韩柳诗时重申了有为而作之旨，对韩愈诗的豪放奇险仍持肯定态度，而指出“中边皆枯淡”者为不足称道。他晚年再三所标举的“质而实  ”、“癯而实腴”、“外枯中膏”、“似淡实美”、“寄至味于澹泊“，都反映他把浓妆淡抹多种表现手法结合起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