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与羞愧

我的书柜里有很多获奖证书，摞起来有两尺高，它们大多来自20年前，来自各种书法和诗歌比赛。它们都是我曾经的荣誉，后来也成了我的负担。数次搬家，我说都烧了吧，妻说别呀，留着给闺女看，到时候再给孙子看。我去。

那会儿20出头，热衷功名，总想通过各种比赛拿奖，来证明自己多有才、多能耐，好让那些瞧不起自己、不重用自己的孙子们看看。

记得第一次印名片，还是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地，到县印刷厂印的。工人师傅问，印单面还是双面啊？我说啥叫单面，啥叫双面？我去，那时候我有多单纯。出了印刷厂，骑一段就停下来，拿出名片看看——看看正面，再看看反面，哇，真TM好看！你问正面、反面都印得啥？喂，您这问题可真幼稚，你说能印啥呀？头衔呗！

那时候真年轻啊，精力旺盛得就像一头毛驴，没日没夜地写啊，练啊，投稿啊，光《中国教育报》《人民法院报》《金融时报》等中央级报纸的刊头题字剪报，我就收集了好几大本，废话，当然都是我题的。《中国青年报》“思想者”刊头题字，明明是我的手迹，署的却是别人的名，这是我剪报集里唯一作者不是“鲁文咏”的“小豆腐块”，为此我还耿耿于怀好多年。

在银行学校进修期间，应该是1993年吧，我在北京领取了国际书法大赛的特等奖，奖牌上印着鲜红的颁奖地址：人民大会堂，其实呢，不过是人民大会堂的西餐厅而已。奖牌装在一个精致的锦盒里，这让我颇犯踌躇：不打开，咋显摆呢？打开吧，又怕摔。后来我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打开放进书橱里，客人一来，隔着玻璃就能看到那最醒目的几个字——“特等奖”还算其次，心目中最看重的还是“人民大会堂”。我去。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最别致的死法不？叫嘚瑟死的。同学们来家里聚会，当然少不了啧啧啧。你啧啧啧就完了呗，又偏要上手去摸——奖牌上满月状的长城浮雕，就让一同学给摸掉了，害得我用各种胶水粘啊粘，心疼得差点都要哭了。

1993年，我的第一本书法专著《三笔字帖》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稿费3700多，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心里那个美呀，连稿费单也不忘复印下来，留着——跟那些稿费来了不取，只为把稿费单压到办公桌玻璃板下显摆的同志相比，我的虚荣比他们一点都不少，只是多了现实和狡黠……

光阴荏苒，数十年如一日，辞职，下海，南下，北漂，为艺术流浪，为生活拼命，蓦然回头，不觉黯然：我怎么说老就老了呢？

前几日，福建女作家雨云兄从网上淘到了一本拙著《三笔字帖》，把封面和内页发到微博上，一共9张图，我只转了封面，写了百字感言。西泠印社著名书法篆刻家李莹波兄弟见了，留言四字：“求帖内页”，我那个窘啊，仿佛被人隔着裤子窥见了粉红色小裤衩一样难堪。

想起1999年末，第一次入川，去成都，参加“跨世纪星星诗歌奖”颁奖大会。返程火车上，我向诗友汗漫讨要诗集。汗漫犹豫再三，从包里拿出一本，红着脸说：“多年前出的，许多诗现在看来很不满意，早知道就不出了……”我当时只觉得他是谦虚，多年以后才深深理会了他那一刻的脸红。

高粱成熟，就是因为知道脸红啊！

时至初秋，草木潦草而透着苍凉。在这个微凉的中年的早晨，我怀想那个蹬着自行车赶几十里路去县城印名片的年轻人，怀想他的梦想，坚韧和不屈，也怀想他的虚荣，他的年轻气盛。

人生就是一株不断成长也逐渐衰老的高粱啊，总也这么一天，你会卸下所有骄傲，向大地低下头来……

                       2015.8.21.清晨，北京居竹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