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或红薯

                                          鲁克

下饭店，见菜谱上有道菜——清炒番薯叶，我就问服务员，番薯叶是不是地瓜叶？她微笑着摇摇头，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我去给你问问。小姑娘带着个领班模样的小姑娘过来，领班模样的小姑娘笑容可掬，回答是肯定的。

我点了一盘，味道竟出奇地好，这让我原本就十分诧异的心更加诧异起来——这东西在我们老家是用来喂猪、喂牛的，谁会吃它？在老家遍地都是、猪吃牛扯的地瓜秧，竟成了城里人的美味，且乡下半袋地瓜都不敌城里一盘地瓜叶贵，这这这……你上哪说理去？

忘了是哪部老电影里的台词了，带着幽默，也带点儿对农民兄弟的调侃，后来竟流传甚广、家喻户晓，连三岁娃娃都会说了——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这里不说土豆，单说地瓜。

地瓜是苏北、鲁南一代人们对红薯的俗称，它的另一个小名叫山芋。

栽种红薯可是门技术活儿：春节一过，天还冷着呢，就得先把做种的红薯种到大篷里，让它们生芽、长梗、发叶。待到春暖花开，这些种苗就该剪来下地了。大田里，一条条新辟的沟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老乡们在沟垄上刨坑，每个坑窝里都浇足了水，然后各栽进一棵苗。每棵苗活过来之前，都得先死一回。

从母体上生生剪断的红薯苗，一棵一棵散栽在大田里，它们在烈日的炙烤下打蔫甚至枯萎，而剪断的伤口处却在泥土里悄悄扎根。熬过几天几夜，那些不死的生命就在晨露里倔强地抬起头来；它们长着长着就俯下身去，紧贴着地面，努力地向四面八方生长，漫延，长到哪里就扎根在哪里。

这时老乡们就开始翻秧了——这周把所有的秧子都翻到沟垄这边来，下周又都翻到那边去——不让长长的秧子在任何地方生出旁根别系来。这就像父亲时不时地要提醒我一样：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东海人——你都只有故乡一条根。

熬过苦夏，就是金秋，红薯们怀孕了，就要分娩了——你看那沟垄鼓胀的大肚皮已经撑裂了。每个红薯妈妈生的都是多胞胎，一群又一群沉甸甸、朴实实的笨孩子，扔到哪个沟里都不哭，只傻呵呵地笑，幸福又辛酸……

如果你听见谁评价某某人，说他是“吃地瓜长大的”，不用问，那不是句好话——那是损他出身贫贱，卑微，土气，土头土脑，徒长一身笨肉而毫无智慧。

地瓜个儿大，样子笨笨的，憨实木讷，不灵巧，所以形容谁脑子蠢笨不开窍，会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文雅一点儿，会说某某人“长了个榆木脑袋”；另一句比较直白也比较可爱——“笨得跟个地瓜似的”。

很不幸，我就是吃地瓜长大的，而且比地瓜还笨。

先不说我，还是只说地瓜或红薯。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想必大家对这句话不会陌生吧？是的，这话出自戏剧《七品芝麻官》，本是心怀正义和远大政治抱负的父母官给自己的一句为官箴言，而如今呢，竟成了广大老百姓对那些胆小怕事、欺上瞒下、不作为、不称职、蹲着茅坑不拉屎的政府官员们的一句无奈又无力的抗议与嘲讽。

回家卖红薯，自然不是个明智选择，那得多落魄、多倒霉、多悲催啊！但是，咱乡下的老百姓一辈子不就这么落魄着、倒霉着、悲催着吗？他们毕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红薯、卖红薯，养育着一群红薯一样实诚而朴素的儿女。儿女们又大都跟父辈们一样，继续在乡下种红薯、卖红薯，生儿育女；少数不安现状、不服命运的，就从泥土里挣扎出来，上路，进城，讨生活。

哪个活在城里的红薯不是鼻青脸肿的呢？

我就是个混进城里的乡下红薯，所以我对红薯们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地铁里，我亲眼看见一个搞装修的红薯怕把座位弄脏，明明有空位而不坐；又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身旁一个红薯站起来给小朋友让座，小朋友刚要坐下，却被年轻的妈妈猛地拎了过去，她刀子一样冰冷的眼神，直扎我的心……

红薯们活在别人的城市里，总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要是某个深夜，从街口的大排档上传来一阵带着酒气也带着哭腔的不成调的吼唱，城里的叔叔阿姨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原谅他们一下，好吗？真的真的，他们不是有意的，他们只是累了伤了疼了想家了；他们跟你们一样，有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的儿女，有梦里都在想着、念着、亏欠着的爹娘……

在南京，冰天雪地里，我曾陪着小女儿穿过好几条街，去为她买一个烤红薯——那个走街串巷卖烤红薯的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是怕女儿更是怕自己忘了红薯的味道，忘了故乡的模样。

那一年，从网上看到一则新闻：《“红薯爷爷”卖红薯被打，回家在儿子面前哭半天》。“老头牵着驴，老太坐着车，两个人经常就这样一路八个小时，来到郑州；老人说，每次来卖菜他都会捡起驴粪，以免脏了郑州的路……”看着图片上——风雪里——城市屋檐下——等着卖红薯的老人佝偻而干瘪的背影，我也哭了老半天……

红薯，你是故乡的别称，想起来就一阵心疼；

地瓜，你是我另一个小名，叫起来那么动听……

                                  2013.5.6.上午，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