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过错注定要用一辈子偿还……冤吗？恨吗？悔吗？当龚建平独自一人踽踽过活时，当他拖着残病之躯每场不落地观看欧洲杯，当他对人解释为何还如此酷爱足球，当他强壮的体格被病魔折磨得枯瘦无比，他已为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救赎。……龚建平是个‘实诚’的人，默默无闻的老师、父亲、丈夫，他扮演的那么多种角色都坦荡磊落，只有这个裁判角色，三十几万，累赘了一生……”  

                                               ——知名足球记者孟丽

 

泣血的良知：“黑哨”龚建平忏悔而抑郁的最后时光

                               鲁 克

 

新闻背景：2001年12月，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收到了一位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和4万元钱；2002年3月，前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被北京警方带走，29日被刑拘，原因是涉嫌“企业人员受贿”， 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龚建平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惟一因收受俱乐部钱财被判刑的足球裁判，也是世界足球裁判界因受贿被判刑最重的裁判。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解放军304医院离开人世，此时距他的44岁生日只差一天。

 

龚建平的过世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巨大震荡。对于这个悲剧人物的死因，无论医生说死于血癌还是白血病，但知情者都说，他真正的死因是忏悔与抑郁。

从被捕到去世，在这一年多的灰色时间里，龚建平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2004年7月20日，本刊特约记者在北京专访了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

 

血泪忏悔：亡父苍天见证失足男儿那沉重一跪

 

2003年7月17日晚，龚建平的父亲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从老人扭曲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走得并不安详。而此刻，由原国际级足球裁判沦为囚犯、一段时期以来已成了中国足球“黑哨”代名词的龚建平，正在北京另一家医院里保外就医，饱受疾病之苦与忏悔之痛的他，还没有听到一直为他提心吊胆的慈父过世的噩耗；他正躺在病床上，吃力地看着当天的足球报纸——一直以来，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着与他的至爱——足球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龚建平眼冒金星，他微微闭上眼，待睁开以后，他看到报纸上，一片血花把他正看着的那篇球迷的文章《我为中国足球哭泣》染得血红……

 

八宝山殡仪馆，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遗像里，老父眼神中的微微笑意在龚建平看来竟如刀子一般尖锐，直剜着他那颗悔恨交加的心。龚建平在妻子索玉华的搀扶下给父亲烧纸钱。明明灭灭的火光里，想着父亲是带着对不孝之子的牵挂与遗憾离开人世的，龚建平悔泪不绝。凄婉的哀乐里，极度虚弱的龚建平只是默默流泪，却说不出一句话。此时，他反复咀嚼着父亲生前常说的那句话：“人啊，知足就是幸，没病就是福啊！”

 

年迈的父亲一直被心脏病缠绕着，两年来，老人的时光完全是在医院度过的。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拘捕的当日，父亲刚刚又经历了一次抢救。没有人把这个坏消息告诉老人，但是从昏迷中醒来以后，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平儿出事了？”龚建平是个孝子，工作再忙也会常常抽出时间看望病重的父亲，给他喂药、把尿、擦身。而这一次父亲侥幸闯过鬼门关，却从此再没有见到过他亲爱的儿子，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父亲就这样走了吗？父子俩那最后一次见面还恍若昨日，龚建平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转身离开病房时父亲低声的叮嘱：“别老往这跑，工作要紧，你能干出今天这模样不易，要好好干啊……”

 

从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到国家级足球裁判再到国际级裁判，龚建平的足球之路看似平坦却充满艰辛，勤勉向上的他一直是全家人尤其是父亲的骄傲。然而，2001年12月，当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收到一封署名为“还有良知的裁判”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和4万元钱之后，他的命运滑向了深渊。

 

 “作为一名足球裁判，看到当下足坛的种种歪风，我很愤慨，无奈的是，我身陷其中却不能自拔。但足坛需要净化，比赛需要公正，足球整风刻不容缓啊！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为了足球事业，我决定从自身做起，抵制歪风……”当警察给他戴上手铐的时候，他感到恍惚：我就这样成了“犯人”了吗？但在心底的某个角落，龚建平又感到了一丝解脱：做了错事，付出相应的代价是应该的，只要能保住自己所热爱的“裁判”这个饭碗，他愿意坦白交代并认识自己的问题。

 

被捕以后，龚建平心理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但他难以想象的是，亲人们为自己的犯罪承受了多少压力啊！而可怜的父亲，直到临终还呼唤着他的名字：“平儿，你在哪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父亲啊！你咽气的一刹那是不是对孩儿的不孝充满着怨恨与委屈呢？龚建平在心里默默想着念着，他不忍心去看玻璃棺中父亲那张惨白的脸，他被人搀扶着，就这么机械地围着父亲的遗体走三圈。当火化工要把父亲的遗体推走的时候，极度虚弱的龚建平突然跪倒在地，扒着灵柩望着父亲，凄厉地哭喊了一声：“爸爸——对不起……”哀乐低回，那一声凄绝的哭喊包含着龚建平多少忏悔与心痛啊！“孩儿不孝，爸爸，你能原谅我吗？”极度悲伤的龚建平突然昏倒在地，几个亲人连忙把他扶起，妻子索玉华哭着劝他：“建平，你得坚强点啊！爸爸走了，可还有妈妈呢……”

 

此时此刻，龚建平的八旬老母正在医院里输液，年迈多病的母亲再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呀！一想起母亲，龚建平更如万箭穿心。2002年3月23日，龚建平被警方带走后一周，《北京晚报》发了通讯，同时配有龚建平的大幅照片。忍着悲痛、一直奔波于学校和医院之间的索玉华，此前一直对两位老人隐瞒着消息。

 

这一天，母亲正在医院里照顾父亲，忽然，一个正在看报的病友长叹一声：“唉！作孽哟——这腐败都‘腐’到足球圈了……”正闭目养神的父亲听了这话连忙睁开眼睛，母亲把那报纸借来一看，天啊——这不是平儿吗？！

 

那个下午，仿佛医院的角角落落到处都丢满了当日的晚报，“黑哨”龚建平的大幅图象被无数双陌生的脚踩来踩去。可怜的母亲啊！面对儿子闯下的大祸，她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她当时惟一能做的就是捡拾起满地的报纸，擦净沾在儿子图象上的脚印；她多么希望整个北京城的报纸全在这医院里啊，这样，她就可以把儿子丢人现眼的事儿全捡了、藏了；她多么希望这事儿没有发生；她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啊！那个黄昏，医院的长廊尽头，满头白发的母亲抱着一摞报纸，默默地流泪……

 

人生冰点：命运沉浮中有多少爱无法重来

 

龚建平1960年生于北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81年从首都体育师范大学毕业，最初在怀柔县某中学任教，1982年开始从事足球裁判工作。

 

1983年9月底，龚建平和相爱多年的同学索玉华结婚了。那时候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差，住得也很窘迫——从龚建平父母的老屋接出一间12个平米的小屋，就算是新房了。那时候龚建平的奶奶也住在这儿，他们与老人之间，只好挂上了一层塑料帘。就在这样逼仄的小屋里，1984年9月18日，他们的宝贝女儿龚佳出生了。

 

女儿是龚建平的掌上明珠，上了幼儿园以后，不论风里雨里，龚建平都骑车接送。龚建平是个坚强的人，有一次上课时脚骨折了，他竟自己跳着步去北大医院。脚上打了石膏的那些天，他就用自行车当拐杖，坚持亲自去幼儿园接送女儿。

 

直到1989年，龚建平夫妇调到石油附中，才分到了一套建筑面积为56平米的房子。因为是从困境中一起走过来的，所以生性善良、看电视常会掉眼泪的龚建平，与性格刚毅、吃苦耐劳的索玉华恩爱有加，在周围人眼里是典型的“模范夫妻”。

 

艰苦的环境也磨练了龚建平的意志。1991年，龚建平获国家一级教练员证；1994年，龚建平作为助理裁判与陆俊、黄刚共同执法了第一场甲A足球赛；2001年，龚建平被中国足协推选为国际级裁判（这个级别的足球裁判，我国目前仅有7人），并随后调入母校——首都体育师范大学任教。这一年是龚建平事业的顶点，但也在这一年，就在女儿高考前夕，他却遭遇了人生和事业的冰点……

 

2002年1月23日，也就是龚建平被拘前，时任中国足协某高官说：“这次调查组确立一个基本调查原则是：只要据实举报、有报必查、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涉及多少人，包括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决不包庇袒护。”但据《天府早报》报道，交回足协内部调查组的钱款累计高达千万元，而值得质疑的是，这些受贿的“黑哨”们和那些在法庭上被认定为行贿的人，最终却没有被提起公诉。龚建平的受贿案成了没有行贿人的“天贿”。可以说，关于“黑哨”的高调调查随着龚建平的判刑戛然而止。这样的结局，是龚建平和他的家人所始料不及的。

 

服刑中的龚建平于2002年6月开始出现连续发烧现象，每天的高烧都达到39到40度，而且还贫血，腿也肿得厉害，连拖鞋都穿不上了，六月天里却还得穿毛衣。从8月8日开始，龚建平住院治疗。2003年5月14日，龚建平因病危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当时正值“非典”时期，索玉华找熟人帮忙，6月12日，终于让龚建平住进了协和医院感染科。但直到2004年春节，龚建平的病情都没有好转而且每况愈下，3月2日，他不得已决定出院，这时的龚建平已经只能靠轮椅代步了。而为了治病，他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5月28日，索玉华慕名找到在血液病方面有专长的马健医生。经专家会诊，龚建平的病是典型的“复发性发热性非化脓性脂膜炎”，而这个病属于免疫风湿病，应该是和他的血液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有关，病情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容易引起感染。因为是重症贫血，所以需要输血才能维持生命。而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索玉华倾尽了心力，夜晚常常把三个椅子搭在一起，就睡在丈夫身边。

 

虽然病痛缠身，但龚建平依然关心足球。一到出足球类报纸的日子，他就会叫妻子买一大堆来到床上看。住院期间，他还用从家里带的小电视看足球比赛。他关心国内的联赛、世界杯、欧洲杯……一切和足球有关的消息他都关心。有一次，马健问他为什么还这样热爱足球？他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动容。他说：“那是我的事业。”曾经有个护士问龚建平：“当时有那么多的‘黑哨’，可后来只判了你一个人，你不觉得冤吗？”龚建平沉思了片刻，回答说：“如果能净化足球，能推动法律社会的进步，就算我死了也值了。”但是在医院里，护士们看到最多的情形是：龚建平定定地望着天花板，眉宇间有个总也解不开的结。

 

7月5日早上，龚建平突然高烧不止，出现昏迷，在抢救苏醒后，他突然抓住索玉华的手，虚弱而诚恳地说：“我不想再拖累你了，玉华，咱们离婚吧……”“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得坚强些，要挺住！不管怎样我都陪着你！”当索玉华抱着丈夫痛哭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想到，曾经体格强健的国际级足球裁判，生命已经进入了快速倒计时……

 

抑郁而终：无言大雨敲醒人世间多少生命追问

 

尽管院方使用高档抗菌素治疗，但龚建平的病情却急转直下。2004年7月9日凌晨3点，龚建平突然喘不过气来。他抓住妻子的手，吃力念叨着自己未了的心愿：再过几天就是父亲去世一周年了，他打算等身体稍好去参加父亲下葬的仪式；而7月12是他的44岁生日，他希望还能像过去那样吃到老母亲为自己煮的面条……

 

7月9日晚，龚建平病情继续加重，马健为了能让龚建平呼吸顺畅些，打算给他施行气管插管术，以赢得治疗时间。在征求他的意见时，尚还清醒的龚建平回答：“由我爱人决定吧。”在生命最危机时刻，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决定权交给了与他共同见证苦难的结发妻子。

 

索玉华和亲属们考虑再三，同意了这一治疗方案。插管之前，龚建平虚弱地拉了拉妻子的手，无力地说：“你别出去了，陪我……”索玉华哀怜地抚摩着他的额头，劝慰他说：“人家大夫说了不让陪，怕感染。我等手术后再进来，你放心，我就在门口。”看着丈夫对自己依恋的目光，索玉华难过得想哭。她没有想到，“你别出去了，陪我”竟成了丈夫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插管后的龚建平一度病情稳定，可胸片却显示炎症在急剧发展，已经蔓延到整个肺部。7月10日上午，医院对龚建平进行抢救。那个晚上，马健冷静地告诉索玉华：“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恐怕……”坚强的索玉华蓦然打了个冷战。

 

7月11日上午，龚建平的血压急剧下降。满怀悲哀的索玉华决定出去亲自给丈夫买几件新衣服。临出门的时候，她抚摩着龚建平的额头，轻声地说：“建平，我去去就来，你等着我。”龚建平无法睁开眼，但索玉华感觉到，他下意识抓着自己衣角的手在用力，仿佛跟她说：“别离开我……”

 

买了几件崭新的衣服，索玉华急忙往医院赶，可刚走出商场，大雨竟倾盆而下，事后索玉华才知道，那是北京城10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雨，她当时就有个不祥的预感：她亲爱的丈夫已经走了。“建平！建平——”暴雨如注，人们都在躲雨，没有谁注意到，暴雨里正奔跑着一个憔悴的、哀绝的、哭泣的女人……

 

“爸爸！你睁开眼看看我啊！爸爸——我们说好了明天给你过生日的呀……”女儿龚佳的哭声传遍了整个医院，连漫天的大雨都无法淹没。在这凄厉的哭声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流泪了，他们都无法忘掉，就在几天前，苏醒过来的龚建平还微笑着夸奖说：“我这辈子最欣慰的就是有个省心的女儿……”是的，一年前，面对着父亲被捕的厄运，连年担任班长并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的龚佳，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考取了父母亲的母校——首都体育师范大学管理系。而此刻，女儿钻心的哭喊，他再也听不见了……

 

龚建平走了，走得很突然，甚至没有合上眼睛。

 

7月12日，石油大院，龚建平家，简易的灵堂就设在窄小的客厅里。龚建平生前的学生们来了，不是来送行，是为他庆贺生日，这是他们几天前就约好了的。然而，长明灯代替了生日的烛火，哀乐代替了生日快乐歌。“爸爸，来，我帮你切蛋糕……”当龚佳颤抖着双手把第一块蛋糕供上灵台的时候，面对着龚建平遗像中浅浅的微笑，所有人都失声痛哭。

 

13日，八宝山殡仪馆梅厅，龚建平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龚建平的主治医生马健夫妇和很多裁判界的朋友、当年的学生一起赶来送行，长长的吊唁队伍一直排到了外面的停车场。原定告别仪式只有200多人参加，而实际上，灵堂外自发前来签名的悼念者已超过了1000人。

 

没有人致悼词。在龚建平遗像旁写着一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人垂泪天降雨天人共悲旷世奇案皆知晓；卧花丛弃俗世众友相送五九人生早成仙……

 

采访结束，在石油大院的一处路口等车时，记者邂逅了一对修自行车的父子。退休的父亲60多岁，而下岗的儿子正值壮年，与龚建平年龄相当。这对父子恰巧与龚建平一家住在同一个楼里，彼此间都很熟悉。对于龚建平的遭遇，老人的一番感慨让人久久回味：“都说钱是粪土名是累，可名利到了眼前的时候，有几个人能敌得过那种诱惑？龚建平是个老实人，为人很善良，在我们这个大院人缘很好，可就走错了这么一步，想回头都晚了。如今撇下了孤儿寡母，能走得安心吗？唉，人生在世沟坎多，往往一个跟头就是一辈子啊！”

 

的确，世事无常，但生活还在继续。而恰逢“亚洲杯”开赛前一周，龚建平的过世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巨大震荡。龚建平走了，带着他的忏悔与抑郁，带着他对中国足球事业的歉疚与热望。然而值得一提又发人深省的是，中国足协在2002年之后进行了大范围的裁判换班，大批的年轻人被拔了上来，而大批的正当年的裁判则悄悄地失去了踪影。“扫黑风暴”就这样轻轻地“刮”了过去，但是，球场上对“黑哨”的痛骂声却没有消失，球迷们对仍然处于低谷的中国足球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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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率先并多次向足坛黑幕发炮、素有“陈大炮”之称的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足坛扫黑，是司法介入体育的第一次突破，又是司法介入的第一次流产。龚建平确实有罪，对他判刑是公平的，但不公平的是，他当时就有自首表现，而且一直在反省，他不应该是第一个受法律制裁的受贿裁判，更不应该是惟一的一个”；

 

与龚建平案休戚相关的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反黑的目的并不是针对龚建平一个人的，他只是众多黑哨中的一个牺牲品”；

 

作为第一线的反黑记者，因龚建平一案而倍受瞩目的新华社记者杨明：“反黑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英勇的一件事，但回想当时的一切努力，现在竟成为了嘲讽。我觉得他写的（忏悔信）都是真心话，而不是随随便便因为害怕才写的，那是真正的忏悔”；

 

知名足球记者孟丽：“无可否认，龚建平有错误，当时他也曾颤抖着手去收受黑钱，之所以说颤抖是因为他有良知，承认并承担了所犯的错误。而作为扫黑的示例，他为一个群体做了炮灰。在我们已知的圈内消息里，他并不算是一个很罪恶的人；何况在他去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对无依无靠的母女居住在北京石油大院那间破筒子楼里……”

 

（原载《家庭》2004年10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