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引来的麻烦
十多年前，初涉教坛的时候，血气方刚，对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都看不惯，就拿起手里的笔，写成了《“因财施教”乎》等数篇文章，皆变成了铅字。一时间，各种议论纷起，有痛斥“不识好歹”的，有警告要“给点颜色”的，有断言“很快就卷铺盖”的，自己在学校里就像是茅坑里的石头，大家都敬而远之。大学校友知道事情真相后，专门来看望我这个失意人，并好言劝慰“又不关你的事，何必那么认真呢”，“一定要写，也要保护好自己，用个笔名啊”。采纳了校友的建议，再写类似的文章，就只好用笔名。于是，一些对教育现状进行思考的文章，就署上了“直言”的名字。可那些对教育教学几乎一窍不通而对人际关系研究得很透的领导们，很快就嗅出了味道，不仅视我为仇敌，还把别人写的一些类似的文章强加到我头上，使我百口莫辩。
饱尝了“孤家寡人”的滋味后，再傻的人也知道需要改变自己了。教学之余，我潜心研究自己任教的历史学科，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团结报》和一些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历史稿件。按说，写这样的文章，远离社会现实，很难和领导们的工作“对号入座”，可风言风语却一直伴随着我，“出风头”、“显能耐”是最客气的说法了，有的领导甚至公然宣称“他写文章浪费了教学时间，耽误了教学”，硬是给扣上了“个人主义膨胀”的帽子。也曾尝试过随波逐流，课余侃大山、甩扑克、发牢骚，可那样的生活对我确实是一种折磨，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融入到他们所说的“社会”中去。
日子在教学、写作、冷眼、嘲讽中慢慢流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教师职称评审中有了对论文的硬性要求，大家忽然对我客气起来了。那一张张笑脸，让我享受到了久违的尊重。先是领导来访了，详细询问了这几年的生活，检讨了自己对教职工生活的不够关心，最后，极其委婉地提出要评高级教师需要论文，看能不能帮忙。接着，同事也来了，诉说自己年纪大了，明年就退休，再评不上高级教师就没有机会了，能不能在文章上附上自己的名字。想想自己被人冷落的滋味，看看领导和同事的笑脸，便不忍拂了面子，就替领导捉刀了一回，就把同事的名字写在了文章的标题下。当自己还沉浸在“成人之美”的快乐中时，领导的职称顺利到手了，再见到领导时，那持续了半年的笑脸又板了起来，主动去打招呼换回的只是领导鼻腔里发出的“哼”。我这才知道世事远非我想象得那么简单。后来，再有人来要求在文章上“署名”，便只有谢绝的份了。于是，我重新变成了“另类”，“清高”、“不会办事”之类的指责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这时我的脸皮变厚了，对那些议论不那么在乎了。
现在，我在一所对教师比较宽容的学校里教书，课余仍坚持每天都写一些东西。思考、写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若哪一天不写点什么，反倒有些不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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