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精神与贵州红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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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写作学会红色文化进校园讲座提纲
红军长征精神与贵州红色电影
序
贵州电影是典型的红色文化的产物,是红军长征过贵州的红色种子在发芽。
“红色文化”概念可追溯至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其中用“红色文化”形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中国”的公共文化活动。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推动红色旅游逐渐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热点。红色旅游热带动了“红色文化”概念的活跃并向学界延展,红色文化研究兴起。
红色电影的源流可追溯到电影诞生不久的前苏先锋主义文艺运动与蒙太奇学派以及我国的“左翼电影运动”。
(一)前苏蒙太奇学派
欧洲先锋主义文艺运动——欧洲先锋主义电影运动——苏俄先锋主义文艺团体——前苏蒙太奇学派:1、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与纪录主义学派;2、库里肖夫和普多夫金的“构成主义电影实验室”以及“联想蒙太奇”;3、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与节奏感
作品:杜甫仁科《土地》、普多夫金《母亲》、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
(二)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为代表的我党进步影人先后译介了苏蒙学派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电影演员论》等,不仅学习蒙太奇思维方法和艺术表现技巧,还学习他们表现革命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验。
作品:《姊妹花》《渔光曲》《十字街头》《女性的呐喊》《上海24小时》《中国海的怒潮》,一改初期脱离现实的落后倾向。在充满对立和矛盾的时代运用蒙太奇思维方法和表现技巧直面社会现实并揭示其尖锐矛盾,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和一致好评。
这一时期贵州籍但杜宇导演的《海誓》、张道藩自编自导的《密电码》和罗军主演的《日本间谍》,其中心内容跟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时政主题密切相关,这些影片的蒙太奇表现技巧也十分娴熟,应该属于当时的先进电影。
(三)新中国十七年电影
中国电影在我党建政后主要表现为对新中国的呐喊和对党的政策和人民翻身解放的赞颂,这就是所谓的十七年电影(1949-1966)。在这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逐步形成了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和革命现实题材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出现了一大批“十七年电影”的经典作品。真正的贵州电影严格地说应该从红色思想影响下的红色电影开始。这在全国有《白毛女》《翠岗红旗》《农奴》等影片打头,在贵州则相继出现了《一场风波》《云雾山中》《秦娘美》和《蔓萝花》等。
我党建政初期的贵州剿匪运动相当于一次淮海战役,根据贵州作家汪德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云雾山中》【3】就是反映这一战斗的代表作。
70年代后期都还为人们津津乐道,于是又有贵州作家蔡葵编剧的电影《山寨火种》以及由上海籍的贵州著名作家叶辛根据自己创作的小说《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联袂上映【4】
一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贵州红色电影
(第一次“井喷”)
电影进入“数字化时代”,制作成本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2001年入世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贵州“再发现”之中,赢得商业先机。从此改变了虽有视觉含金量“富矿”,而影视文化却难以凸起特别是电影文化总难免仰人鼻息的历史命运,甚至出现了贵州题材影视作品的“井喷”现象和真正的“贵州制造”。影视剧荣获了包括“华表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童牛奖”、“金鹰奖”等全国影视剧所有的最高奖项。这样的电影作品计有《扬起你的笑脸》、《水凤凰》、《云下的日子》、《炫舞天鹅》等。
这些影片都没有离开宣传和歌颂的主旋律,但比起以往的简单直白又向着电影艺术本性前进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贵州美丽的自然山川、人文生态特别是卡斯特原始地貌已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国际科考团队源源不断前来考察。贵州宜游宜居的绿色环境被美西地理和旅游杂志评为首选,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大军前来观光、旅游、旅居。此时的贵州电影也正处在方兴未艾以至于即将超越的时期。贵州新生代电影编导所拍摄的影片从欧丑丑的《阿娜依》《云上太阳》《侗族大歌》【12】到毕赣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13】等,不仅改变了贵州电影在全国电影中的落后地位,更改变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的地位。因为这些影片对我国电影语言的挑战引起了世界电影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二、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贵州红色电影
(第二次“井喷”)
更为炽热的贵州红色电影的第二次“井喷”——红军长征文化热所带来的最适宜于贵州表现的有关红军长征的贵州红色电影。
这些电影是:《遵义会议》(2016)、《勃沙特的长征》(2016)、《极度危机》(2019)、《红色故事》(2021)、《征程之星火》(2023)、《红城往事》(2024)等。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遵义所召开的那场决定我党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遵义会议”的如实展现(《遵义会议》【15】),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题材竟让全国观众看得倍感新鲜而深受感动,得到不少著名文艺评论家如李准的高度赞赏。一直停留在人们概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尚且能够以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取得成功,那一个个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以及红军战士与“贵州干人”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具体可感的鱼水深情的艺术魅力就更不消说了。如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为建立“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红十七师奉命在将军山阻挡敌人,掩护军团进行战略转移的故事(《极度危机》【17】);红军卫生员不畏瘟疫、舍生忘死救治感染群众的故事(《红城往事》【18】)等,看后无不令人荡气回肠。还有在贵州红军长征中发掘出来的重要人物的故事更是“震撼来袭”,让全国观众耳目为之一新。最明显的就是《勃沙特的长征》和《征程之星火》。
以上是故事片电影。无独有偶,似乎要为革命历史故事片做一总结[gh1]
结
促使贵州电影得以迅猛发展的元素除了天时(数字电影的出现)、地利(美丽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与包括红军长征过贵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内的人文景观已为世人所瞩目)之外,就是人和。这人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精神以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浸润下的红色文化,还有贵州文艺界编创人员的精心打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电影与红色文化的历史源流我们已经看到,电影作为一种传媒和影响最为广泛便捷的艺术形式一开始就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国家机器,从制度到传承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文化的宣传手段。纪录片不消说,故事片、艺术片也无不艺术地渗透到了各色影片的骨髓之中。
(二)贵州红色电影的传承关系也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在题材选择上,甚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承袭着一种独特的贵州传统,呈现出贵州电影自成一体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质。
(三)旅游与电影的互动,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据此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一切使得贵州红色电影的发展变化不仅仅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简单变化,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品的内在文艺元素的发展变化。此即故事片电影从直奔主题的粗犷形式逐步发展过度到注重细节的把握特别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层次变化,让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发展到有机融汇以致在国内外频频获奖的高度。这也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创作和发展红色电影的非常重要的经验:要让主流意识形态和类型美学实现有机对接,就必须把主旋律电影美学提升到一个为实现其主流价值观的多元化表达。就是说,红色电影不仅要以鲜活的个体人物去体现主流价值观,而且这些主流价值观的实现还必须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书写,方能提升红色电影的思辨价值和观赏价值,方能最好地取得观赏主体的由衷认同。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即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之后的又一意识形态批评学者的审美-政治学理论认为,影像艺术能从“辩证蒙太奇”和“图片影像蒙太奇”所创造的“震惊”与“神秘”效果这两个层次上介入政治,认为电影接过了欧洲文学现实主义的旗帜,曾或正或将成为一架“共产主义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