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

写了母亲写外祖母，留下了另一“功臣”没写，即一生一世默默无闻的老父亲。

我在网上看到有种说法，说世上就两种人：一种人来到世上，其责任就是“讨债”，好像世人前生都欠了他的，你必须还给他；还有一种人来到世上，其责任就是“还债”，好像他前生欠了世人的，他必须一一偿还清楚。不管正确与否，这种说法对照现实社会确实太形象入神了。我的老父亲就属于后面这一种，他老人家来到这世上的主要责任就是还债。

他还债的主要对象就是我和我的弟妹六人。

一、移民苦命娃

老父亲祖籍江西临江，戊午年（1918民国7年）农历九月十二日出生于贵州黄平。其祖父即我的曾祖父（名讳保超）属清朝乾隆年间第三批移民，从江西临江入黔穿越镇远这个必经之地而首选黄平旧州定居，据称开了一爿裁缝铺。曾祖父亡故后，因我的祖父（名讳舜贤，又讳成武）从军在外杳无音信，缠足小脚祖母（名讳朱翠莲，亦江西人）才颤巍巍地带着一家老小（老父亲和他的兄长名讳黄禹遗，姊名讳黄璧贞、妹名讳黄润贞）迁徙到镇远城关居住。黄平旧州应该算得是我黄氏家族的第二祖籍了。可我黄氏族人盖因历史的种种缘由从未到此看过。甚至就连我往返贵阳与镇远之间多次经过黄平新州，也从未想到要到曾祖父曾祖母曾经居住过的旧州去看看。也难怪，既无祖业也无产业，看什么？恐怕连坟茔都找不到了。不孝子孙今见了。

孤儿寡母一家老小五口来到镇远举目无亲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祖母是个典型的善良懦弱的老人，但手工技艺出众，除了念叨祖父“没良心”外一切都得自担。据祖母念叨在镇远也就是开了个手工作坊糊口。具体做些什么不得而知。只记得祖母曾经对我们说过就连鞭炮这样的危险商品都做过，后因事故才改做其他营生。好在大姑姑已成年，跟刚从北伐军退伍归来的连长卢友鹄先生结为伉俪。大姑爹出身书香门第颇有点文墨，退伍后在镇远师范学校供职。

关于祖父离家从军的情况，伯父知道一些，但过早去世未听他说过。父亲当时年幼也知之甚少，是我接他老人家来贵阳时在火车上聊了几句。他所知道的情况很简单，几句话就完了。他说祖父从军的部队是四川军阀袁祖銘的部队，在部队主要从事后勤工作，职务一直提拔到“军需正”。后来在贵阳周西成属下的贵州省厘金总局供职。另有家室，赋闲后定居在重庆小梁子。伯父读过几天私塾，据称得知祖父定居重庆小梁子后便到彼上过两年的官学。伯父应该知道细节。遗憾就因小小的疝气在县医院动手术无效而去世（1954年）。因去世过早，堂兄（即伯父的独子黄商杰，小名帮桥）也一无所知。我出差到重庆打听过，当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老地名。连我所熟悉的旧社会在老重庆居住多年的老人虽知道重庆有个大梁子和小梁子，但具体所在也两眼墨黑。加之我们所处的年代多为极左，谁也不想去惹麻烦。

祖母在镇远定居后，我父亲与小姑姑因年幼吃了两年闲饭。不久伯父回来，俩弟兄就分别在镇远的两个老板家当学徒。伯父学的是布匹生意。父亲最初是跟当地封姓老板即我后来的小学老师封景泉的父亲家学做糕点。据父亲说因年纪太小（估计也就头十岁光景），扛不动老板家的大门杠才改学做布生意的。师傅叫李作之。

二、父亲独立开店做生意

中国社会当年的所谓学徒实际上就是童工，给老板做家务打零工有碗饭吃。据称连倒屎捯尿的活都干。至于“学”就是靠自己的灵变劲“偷师学艺”，一般师傅绝不可能手把手教你什么。先父大概就是这期间“淘”出了点识字、写字和算账的本事，至于用尺子量布用剪刀剪布那还用得着学吗？先父与伯父俩兄弟三年学徒期满即自己开店做布生意。开始俩兄弟就在自家住房门面开店（即今冲子口东面临河处）。伯父此时已婚，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每天都起得很晚。日子长了，先父实在看不惯，经常争吵，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便赌气离家另开门面。既然是赌气出来，就不要家里任何东西，即现在所说的净身出户，连柴米油盐都是现赊的。开店的本钱开始是师父李作之借给他的，后来周转实在困难还不惜借贷东山道士观姓管的老尼姑“管师爷”的高利贷。我们管他叫“爷爷”。

没几年父亲到了结婚年龄，经人介绍跟我母亲结婚。我在《外祖母》一文中曾经写到，外祖母送我母亲到镇远梁家巷梁玉员的祖父门下读私塾时，梁家曾向我外祖母提过亲。也不知是何原委最后未能应允（我外祖母的怪脾气说不清楚）。先父的媒人向我外祖母提亲时，外祖母很精，不由媒人忽弄，而是亲自到我父亲站柜台的店子附近远远观望，目睹先父尊容。据称一表人才没得说的（据说有好心人见父亲模样出众欲介绍他到戏班子学唱戏。那个年代即便贫寒家庭出身，不是迫不得已也绝不会去当“戏子”的，哪里会像现在这样排长队争先恐后地去应考）；外祖母更打听到先父是净身出户自开门面很有“骨气”，这才促成了这门亲事。这才有了我与弟妹六人，故此生我们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外祖母。

既然外祖母自己有房屋门面（上四牌即今新中街上段全城临河最高处），先父结婚后自然少不得要借此门面开店，便入赘似地住在我外婆家。堂屋正中安放了两个神龛，一个杨氏宗亲，一个黄氏宗亲。在我的印象中，直到我有了三个弟妹后我们都还一直住在外婆家。三弟还不会走路时，就由我和双胞胎弟妹在家带着他玩耍。于是父亲就给我们买来一套锣鼓，我们乱七八糟敲打一阵敲不出什么名堂。亏二妹金玉想得出，爬到灶台上用铁瓢舀锅里面的水淋在我正在敲打的鼓面上，二弟敲锣配合。就这样一边敲一边淋水，硬是活生生地把一面好端端的鼓皮敲破为止。还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的三弟坐在有靠背围栏的高高的凳子上，拿着茶杯在手里玩；二弟去逗他，不知好歹轻重的三弟竟用手中的茶杯朝二弟的脑门上狠狠砸去。二弟的脑门上立即隆起了一个大青包。说来我二弟也倒楣。一次我和他一起用火钳放到炭火上烤热后学大人像烧猪皮一样去烙菜叶，我不小心挥舞火钳烫到他的左脸颊上（左眼睑最危险处）。我少不得挨了一顿揍。但二弟脸上却从此留下了一个圆圆的印记。我一直很愧疚。堂哥却开玩笑说，留个记号，以后丢失了好找。都说我二弟命大，五六岁时的一天晚上从新大桥掉到河里居然自己“狗刨骚”爬上了岸。头上两个旋，从小算命先生就说他“八字大”，不能管父母叫“爹妈”，改称“满曼”和“嬢”。从此他和他下面的几个弟妹都跟着叫“满曼”和“嬢”，只有我一个人叫“爹妈”。经祖母提议，将他和同胞胎妹妹一起过继给外祖母姓杨。直到现在他的子女孙儿都姓杨。不幸终因糖尿病加上其他不愉快之事郁情寡欢于2022年6月30日并发诸症未及医治亡于省医病房，时年76岁。

扯远了，言归正题。

当年，我父亲有了外婆的门面做生意不用交租金，生意马马虎虎也还过得去，用现在的标准大概也算得是个小康之家了。记得还请了个小丫头（现在叫保姆，也就头十岁光景），后因打烊时抬杠子栓门不小心将天花板上挂着的囥钵灯（形如今日之吊灯，即有灯罩悬挂在天花板下面的煤油灯）碰碎而被辞退。父亲晚上常与朋友到酒楼喝酒打牌，有时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此外也时常带我到戏院看戏。记得一次在五牌剧院看豫剧《白蛇传》，演到白蛇显灵时，凑巧戏院外的一堵围墙坍塌，轰地一声。不知是谁叫了一声“白蛇显灵，房屋要垮了”，观众一哄而散争先恐后拥挤出门。父亲慌慌张张地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娃娃呢？”；他才想起把我丢在戏院了。其时我早已横在条椅上酣睡了，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是后来听其他人和父亲说了我才知道的。幸好是一场虚惊，除了那堵围墙外，戏院好端端的（后来用作开马店了）。戏院要真坍塌了，恐怕也就没有我了。这就是镇远城关所闹的一场笑话，好多老人都还记得。

我四岁半时有了双胞胎弟妹，当时没有托儿所，就把我送到私人办的两湖小学“管起来”。我至今能准确记得是“四岁半”，是因为教师节给老师送礼物，外祖母给我包了一包自己做的干豆豉让我送到办公室去。当时正有好几个老师（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吴昌金校长，及其兄弟吴昌林老师，还有杨饵辛、宋仁秀等老师）坐在办公室里聊天，桌上摆满了学生送的礼品。见我小小年纪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行鞠躬礼，便问：“你几岁了？”我答道：“四岁半。”结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我一直不明白何以哄笑，难道我说错了？我一直以为是我不该说那个“半”字。现在回想起来，老师们无非是见我小小年纪穿个背带裤还一本正经的样子显得可爱吧。但我却由此类小事经常想到自己从小无论大事小事都忒认真，说个“四岁”不就得了，还加个“半”字干什么？真是的！由此我更联想到后来读完小学四年级要升高小时，全县城统考。从贵阳师范去了一批自愿到镇远师范附小不知是“支教”还是“实习”的青年教师。其中就有后来当过贵大副校长的张耿光老师；彼时他可谓春风得意、年轻气盛。我当时就读的是院校调整后的联合街镇远小学。因系统考，我被编排到和平街师范附小教室考试，恰巧正遇到他巡回监考。只见他一进教室如临大敌，气势汹汹地大声呵斥道：“这是统考，不准作弊。除了桌子上的卷子，身上不准有一张多余的纸！”不巧我身上还真有一张纸，我赶快摸出来往窗外扔去。恰巧又被他看了个正着：“那是谁，丢的什么？”他还真跑到窗外去把那张纸捡起来当众打开看了一下，是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白纸，觉得没趣便气呼呼地走了。后来他当了贵大副校长，彼时我也早在贵大中文系任教了。一天他来到我家闲谈，本想提起这桩有趣的琐事。估计他早已忘到九霄云外，更怕他认为我当时是在戏耍他，也就忍住没说。回想起来，此生就因行事太认真而吃亏的事多了去了，当然也许认真让我还有受益的一面那就不得而知了。此乃后话，回到前述。

读两湖小学时家境比较好，我也很受宠。老师布置的“劳作”，其实也就是把各种图片剪下来贴在一张白纸上。我笨拙得连这样的劳作都不会，都是母亲和碧珍嬢（母亲的小表妹王碧珍，已去世）在帮忙。好在当时父亲卖的洋布上面有不少好看的花草人物商标，成了我最便捷的剪纸素材，比别人的好看多了。其时已经是民国在大陆的最后几年了（1947年左右），我还当了童子军。全套美式打扮，都是母亲和满嬢亲手给我穿戴。美式船型帽，胸前和肩膀上还有一些巾巾吊吊的装饰物，其佩戴方法也只有正在读两湖小学高年级的满嬢才懂。我就任凭她们像打扮一个洋玩偶式地打整。然后再手拿童子军棍，在两湖小学的校门口一站，还真有点小美国佬的威风劲。这“威风”我自己当然看不到，但有股傻冒劲我倒是记忆犹新。大概是为了配搭童子军服成套，父亲还专门为我买了一双高统皮鞋。小朋友们都极其羡慕，说皮鞋不怕水，于是我就穿着这双高统皮鞋去水塘踩水玩。回到家里经母亲和外婆一口一声“我的小祖宗”、一边无可奈何地耐心为我搽拭，可晾干后已经七拱八翘地不能再穿了。因有较好的条件，我还养成挑吃捡穿的坏习惯。没油荤不吃饭（我堂兄更甚，是“见青不吃”），我最喜欢吃的是“炒丸子”（其实就是炒肉末，我无师自通命名“炒丸子”，逗得外祖母和她的好友街坊如蒋奶（聂老辈子家的姑娘）、刘奶（已故发小李柏禄的外婆）等笑了好久。蒋奶只要一见到我就要问：“老祝，今天吃什么好菜呀？”。记得我喜欢穿黄色的短袖衬衫，可父亲不知怎么却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我死活也不肯穿，甚至不肯上学。又哭又闹、又扳又跳；父亲不再迁就我了，硬是把我横抱着拽到学校。

其实父亲对我和弟妹们都很仁慈，相较而言比母亲宽容。不懂事的儿女自然都喜欢宽容的一方。我观察我的弟妹，至少年龄较大的几个弟妹是都这样。特别是三弟，母亲去世后他已经代替我成了父亲的“辇脚狗”。特别是清早起来一旦把他吵醒，发现父亲出门赶场去了，那可要哭闹好一阵子才得消停。

一般我要什么父亲都能予以满足。有时我并未开口要的，他也能主动满足我。

某年春节，堂兄拖着一个有木轮滚动的纸糊狗灯笼到我家玩耍。我知道这是他父亲给他编扎的玩具（我伯父手工技艺极好，每逢春节都要在街道义务编扎春节元宵供人们观赏的各种鱼虫鸟兽灯笼，当然少不得要给自己的独儿编扎玩具）。我知道父亲不会编扎，所以并不羡慕，也不闹着要。父亲平时经常当众炫耀我伯父比他读的书多，如何聪明能干，比如编扎各种形状的灯笼之类。可到此节骨眼上，伯父没想到要给他的侄儿也编扎一个玩具的时候，父亲也绝不去恳求。就跟他当年赌气净身出户一样地“骨气”，而是在第二天晚饭后抱着我到五牌一家小商店买了一个孙悟空耍金箍棒的纸扎灯笼。

我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跑，比如看戏。他看戏时我跟着去，他不打算看戏时我也闹着要看戏。他嘴里说“看细？我怕看大唷！”，但见我闹的厉害，结果还是带我去了。我当时年幼能看懂什么戏，无非就是喜欢热闹罢了！每次看戏的结果都是靠在父亲身边的凳子上睡的铺着。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也看懂了一些，比如京剧《将相和》，湘剧《说岳传》，豫剧《白蛇传》等相关情节都是看戏最先获得的知识，慢慢也就成了小戏迷。

这是在上四牌外祖母家开店的情形。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值得一记的不幸事件。镇远街道虽然狭窄，但一到晚上，街道居民都会抬着小凳或靠椅坐在街边乘凉。这大概也算得上是古城晚上的一道习俗风景。邻居们凑在一起也就像四合院一样唠唠家常什么的。好在晚上绝不会有车辆经过。邻居多了，围坐的圈子就难免会延伸到本来就很狭窄的马路中间。一天，外婆和邻居们正围坐在街门口闲聊。忽然一个醉汉摇摇摆摆地蹿了过来，将外婆碰倒；外婆难免就要指责他几句。此时父亲在家听到外面吵闹声便出来张望。一看就知道是不知何时打仗留下来的北方烂伤兵，平时在街道上也是横行惯了的人物。父亲见一个大男人怎么如此凶横欺负街道老太婆，少不得仗义勇为要站出来说几句。不想惹恼了这个横行霸道的伤兵，顺手拾起街上的一只小凳向父亲后脑勺砸过来。父亲刚解完凉（洗澡）穿着白色对襟衣，我这时也从屋里闻声出来。见到父亲的背上淌着鲜红的血迹正向伤兵扑过去。此时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出来劝架把街道赌塞得满满的。我也想钻进人群去帮忙，却被一个小伙伴把我抓住，说街边有支烟杆就是那家伙丢下的。于是我也不问三七二十一气呼呼地抓起烟杆往地上砸了个稀巴烂。这就算我帮父亲出了口气。后来父亲住进了医院，也不知街道政府是怎么调解的才算了结。其时我正在两湖小学读书，还是懵懵懂懂的。我要感谢我那聪明的小伙伴，会用这样的办法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否则我钻进人群中不被踩死少不得也是个残疾。只可惜那支无辜的烟杆竟成了唐吉可德长矛下的风车。我后来估计那支烟杆可能是隔壁邻居史裁缝家的。

三、迁居金三牌

一两年后，上四牌已比不上后来被命名为兴隆街的三牌市场热闹，生意不太好做了。父母决定到被誉为“金锞铺”的三牌热闹地段租房子。租的就是三牌戴金全家的深宅大院（即曾经是邮电局的对面）临街的进出过道，隔壁正屋已被发小刘维英的父亲刘锡福租佃开生药铺了。我们两家都在后面长廊右手租赁了一间住房（详情请见以前写的《母亲早逝》一文），宅院深处有楼门可下河浆洗。开始母亲没有随来，就我跟父亲二人居住在此。我有时就坐在柜台上玩耍，有时就跟发小刘维英手牵手地下到河边去捡蚌壳。有时也到伯父家住一段时间。

这期间父亲的生意还是比较红火的，管师爷经常到我家来吃饭，观察父亲的经营情况。这期间有件趣事也让我记忆犹新。就是三弟常常到吃饭的时候找岔子闹别扭，哭哭闹闹大吼大叫，闹得大家吃不成饭。有邻居说这叫“发饭疯”，必须用蒸饭的蒸子（蒸笼）笼着脑袋象征性地打几次就好了。父母如法炮制，别说还真见效，不久就再不发饭疯了。

可临近解放时，因时局的关系，生意已经不太好做了。就连外祖母变卖了一套房屋支持父亲都无济于事。特别是解放以后，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管得可严了。我亲眼看到父亲所开具的售货发票上面贴满了印花税票（像邮票一样），连起来比发票本身的面积还大。生意做的实在艰难。甚至母亲不惜亲自用糯米饭团炸米花卖。叫我抬一张小凳子到门前摆地摊出售。别说，倒挺好卖的，但估计也赚不到什么钱。而柜台上的布匹却是明显地日益在减少。眼看就要破产了，是党的合作化政策挽救了我们一家。从合作小组到公私合营，父母亲都非常兴奋。因为有固定工资了，不再为生意发愁。然则世事难料，好事变坏事。资本雄厚的某几家同行的媳妇对资金少的人家开始敌视并风言风语。她们哪里懂得同样是店员，凭劳动吃饭；所谓股金另有定息拿分红，这是有区别的。都是一些无知无识的小市民，根本就无需计较。可母亲哪里受得了这个，再加上还要带着一个奶孩子上班，更难免受到白眼。于是得了抑郁症。父亲只知劝她坚持上班，却不知她得了病应该休息；工资可以不要。甚至连工作都可以不要，我母亲的那一手漂亮的针线活我就不相信养活不了我们。这当然是我成年后想到的话。然而当时以我为首的几兄妹年纪都还小，个中究里大人不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母亲为何一天天没精打彩。我除了在同学家晚自习回来教她打一阵算盘外也无能为力，也无人为之排解，病势日益严重直到寻了短见才后悔勿及。

当天父亲还在镇远羊场赶场（自从参加合作小组和公私合营以来，他一直被分配在赶场小组，照说付出的劳动更大工资应该更高，结果大家一样还要受气），打电话通知他回来，只说有要事，没告诉他实情。亲属派大表哥卢衡武到半路上去接他。表哥正在读高中，也不怎么成熟。据说在思南坡接到父亲，问什么事？表哥不会遮掩，直接告诉他“二舅妈投河自尽了”。父亲顿时一屁股坐到地上昏了过去。

四、母亲早逝，再回上四牌

就这样一家子又回到了外祖母的身边。

母亲时年34岁，父亲38岁。从此父亲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乐趣，挑着沉重的担子无论天寒地冻、烈日酷暑如牛负重来往于镇远城乡之间，就为了每月挣得38块钱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八口人。

父亲38岁中年丧偶，不说条件不允许，即便有人介绍续弦他也不会同意！一则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二则在外祖母面前他已经无法交代。没有外祖母，这脚下尚未成年的一窝子女他敢丢下不管吗？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对他的脸色也从此不再好看。凡事都要征求外祖母的意见，不敢自主任何一件事。就连儿女婚事都是外祖母说了算。即便有意见也只能背着外祖母嘀咕几句，不敢当真。记得我去玉屏宣传蓝亦农省委6971号文件时给三弟物色了一个对象，外祖母非常高兴，正准备带三弟去相亲。可我在背地听到父亲说了一句“又去找个农业人口”。就这么一句话我便找个理由自动取消了原有的打算。尽管我物色的对象是农村居民而非农业人口，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殷勤淑女。就因为难得听到父亲发表意见，我作为子女，感到应该尊重他老人家一次。

父亲凡事不敢擅自作主的主要原因除了严格恪守传统孝道之外，更因为母亲去世他感到内疚，对不起外祖母；何况眼前处境，离开了外祖母他将一筹莫展。因此在外祖母面前他就就像个小媳妇。十冬腊月一家人坐在火桶上烤火取暖，只要外祖母在上面，他就不敢上去。只能用一个小火炉坐在外面。

父亲情愿去乡下赶场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即便单位上照顾他（高度近视），留他在县城门市他也不会同意。后来知道他主要是为一家老小考虑，下乡可以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便宜食品（如山羊肉、野猪肉之类）改善家庭生活。每次下乡总要带些山货回来。我们几姊妹也都算着时日，盼望他老人家早点回来改善生活。再一层就是在外可以避免一些在家不太自由的尴尬处境。但他老人家在外吃了些什么苦头，我们又会有谁知道呢？偶尔听他谈起天寒地冻挑着担子一路上的艰难，又有谁能代替他，甚至安慰他几句呢？其中有一次凛冻天气，地上结了好厚的一层冰，还得挑担下乡。他说那次是去羊场，走到半屯还是思南坡我也忘了，地面太滑，又是下坡，即便用草绳拴住鞋底也无济于事，就这么沿着斜坡慢慢滑行。毕竟不是运动员，一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连担子一起滑了十几丈远；手臂跌得不轻，甚至留下了残疾。他事后不说，又有谁知道呢？当时又有谁能帮助他或安慰他一下呢？还是得自己拼着老命爬起来继续前行。这大概是他受苦最严重的一次，因为他向我们描述了多次。还有一次差点要命反倒没听他说起。我是听旁人说的。也是赶羊场，旧历年年底。散场时大家都忙着回家过年，好不容易遇到一辆货车载人。大家都抢着上了车，父亲年老又挑着担子，挤不上去。有好心的年轻人即原来在三牌租店给父亲做生意的房东家的儿子戴金全，要让出他的位子叫我父亲上车，被父亲婉言谢绝了。可谁会想到这辆车开到半路就翻下悬崖死了不少人，代金全也在其中。我这才想到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们几姊妹的成长，赶这个乡场也算得是九死一生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与街坊邻居和单位上同事都相处的不错，口碑尚好。上世纪60年代公私合营单位也要办公共食堂，单位上的同事们都推举他当事务长。同行们真的选对了，即便是在饥荒年代，他也从未多吃多占一分一厘，更不会往家带东西。相反他为了守护食堂，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食堂值班守夜。听他说他住的房间臭虫特别厉害，以致通宵难眠。他说实在没法，就用六六粉抹在身上才得以勉强入睡。我听后忍不住泪目，无奈地仰望长天不让眼泪掉下来。都是事后听他说，可当时怎么就没有谁想到要去关心他一下呢！？

五、接父亲来贵阳花溪

退休了，外祖母也过世了，应该可以轻松愉快地享享清福了。而他老人家却因为我小兄弟有两个娃仔尚小无人看管，还有个门市需要照看。他还想着要为他们分担点。别的做不了，照看门市倒是他的终生特长。我们也想到他老人家刚退休没事干也暂时难以适应，照看门市不太劳累，有个精神寄托也好。据他说，有从小就要好的老朋友裴卓昌多次邀约他一起去西湖看看。他倒是记得中国老人们一直念叨的一句老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问他为何不去？他说：“他们（指我小兄弟夫妇）的两个娃娃还这么小，没人帮他们，看着可怜嘛！”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辈子辛辛苦苦，子女们都没很好地想到他，而他却到了老年还在想着子孙。在外工作的几个子女虽也前前后后接他老人家去到凯里、贵阳住过一些时日，但他总是念叨着满崽（小儿子）一家放心不下。我当然知道这其中也包含着中国老人“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在内。

我第一次接父亲来贵阳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叶，内子王明珍刚调贵大不久，住在音乐楼。父亲的身体也还可以。就是老毛病哮揣，抵抗力差，易感冒。带她到省医看过一次，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开了点药。在贵大时也就在花溪医院住过一次院，没几天就好了。其时生活虽有所好转，但物质并不丰富，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需凭票供应。记得1972年我借出差北京的机会给他买过一顶貂皮帽和一条翻羊毛皮裤，已经是比较奢侈的消费了；穿着很暖和，他老人家当然也很高兴。文化生活除了每周一次露天电影外，再无其他消遣。他老人家就是守着火炉看小说。高度近视，眼睛几乎触到书上了，却也还看得津津有味。好在隔壁住着一个工人师傅，没事也常过来跟他聊聊天。也曾到羊艾农场我岳父母家住过一段时间，几个老人相处得很好，很融洽。岳父喜欢喝酒，每天都能在一起小酌几杯，甚是惬意。既然来到花溪，自然少不得要到贵阳看看。在贵阳当然只能住在王明珍姐姐家了。姨姐家就在市中心喷水池附近的龙井路，很方便。在贵阳除了逛公园外，我感到报答父亲的最好方式就是看京剧。当时贵阳京剧团已经恢复演出。我想到小时候他带我去看戏的情景，现在正是我报答他的难得机会。所以尽管票价很贵——当时我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票价却是8元一张，还得邀请姨姐和姨姐夫陪同一起观看——我也不惜每场花32元钱，甚至觉得越贵越能表达我的一片孝心。何况该剧团还有原在镇远光明京剧团任团长的著名老生演员苗溪春任主角，这对他老人家来说是最大的兴趣看点。我当然也很兴奋，连续几个晚上看了好几场才回花溪。记得剧目有《八大锤》《将相和》《贵妃醉酒》《借东风》《连环计》《草船借箭》之类，正是父亲喜欢看的。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在我无以报答的情况下能以此“精神大餐”快慰老人，我岂有不欣喜之理！父亲自然也很惬意，就是嫌票价太贵。他不知道他越这么念叨我就越高兴。

这是第一次来花溪，条件比较差。第二次来花溪，条件开始有所好转。我们已经住上了新居，有厨房有厕所。隔壁的一位老教授也喜欢喝酒聊天，我们经常聚餐喝酒闲聊，尽享天伦之乐。

这期间他也到我大妹杨承珍驻地息烽县城住过几天。其时我妹夫陈效成已因病早逝，但几个外甥女却非常高兴。每天陪他出去散散步，看看街景，都舍不得老外公离开。然则他老人家总觉得女儿家不是他的家，只有儿子家才是他的家。我作为长子，他觉得住在我这里是最心安理得的。我怪他不应该当着几个甥女说这个话，这是老观念，这让几个热情的外孙女多么失望伤心啊！

在我这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每次都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老实说，他老人家若无“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陈旧观念，我愿他老人家一直住在我这里。可他老人家不是这么想的，特别是害怕“火葬”，当时老家镇远因条件所限，暂时还是土葬，他的“老木”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甚至住在医院里都害怕死在医院，一直念叨着要回家。我在医院守着他度过了在镇远医院的最后时日，我和堂兄都认为通过最后抢救（肺心病），也许还有希望。然而他老人家自我感觉不行了，坚持要回家，不能死在医院。送他回家都是打着伞回来的。文化不高的时代老人打不掉的陈旧观念除了尊重也实在莫法。

聊可庆幸的是，住在我这里的最后一次，我们还带他老人家到黄果树去旅游了一趟。这大概就是他今生观光去得最远的地方了。可惜没有等到最好的年代，否则不说世界旅游，全国著名景点还是可以去几处的，杭州西湖又算得了什么！

或许是生前太劳累想安息的缘故吧，没有能等到那个时候就与世长辞了（1979年3月26日于镇远老家故世）。没有能够实现他老人家的最大愿景——杭州西湖，留下了永远不可挽回的遗憾。

享年才76岁啊！

老父亲，安息吧，请恕孩儿无能不孝，未能尽如初愿、让你老人家过上最幸福的晚年，悔之晚矣！

今特赋诗一首（新韵仄起首押）以慰老父在天之灵：

还债之身降世寰，连息带本一锅端。

生前幽怨惊尘土，泉下交割亦坦然；

孑孓寡欢怀故侣，孤独无悔上天坛。

未及西界成正果，何计人间受磨难。

2025年腊八节完稿

同年2-3月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