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中国”的涵义
(2023-04-17 16: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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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涵义
1、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含义相近。 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为是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 西周文献有明确的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是说，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域赐予周先王，当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导殷顽民，使其心悦诚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这里的“中国”特指一定的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 汉代以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其范围有所扩大。如《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此“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 《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 《尚书·召诰》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洛解》有“(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下》云“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此等“土中”即“中土”，虽然与“中国”说法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伊洛一带为“天下之中”，即“中国”。
2、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京师。 《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这里的“中国”与“京师”涵义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 东周文献常见以“中国”代表都城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孙爽《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是说舜到帝尧之都——“中国”继承“天子”之位。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单独建一个馆所，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 《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这里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兵力与越国作战。
3、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 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政治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样，故称其所在地为“中国”，以对应周边地区的“四夷”。 《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之涵义。 西汉司马迁《史记》在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如唐代诗人陈子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诗云：“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峡口山在今甘肃张掖地区，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作者认为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
4、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 《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帝国，表示汉王朝有效统治的整个区域，自称“中国”。 明清时期，在对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称“中国”。如《明史·外国七》：“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当今“中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5、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区域，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整体。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文化，由于彼此影响和碰撞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考古学材料直接认定“最初的中国”。如韩建业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标志着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 此外，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上述五种“中国”之涵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出自己所指向的“中国”，应该说都有其存在的基础，皆为历史发展或学术进步的特定产物，很难说哪一种涵义对、哪一种涵义错。故肯定其一、否定其余涵义是不可取的，五种“中国”涵义理应并存延续下去。“相互作用圈”模式的提出，旨在不设置中心和摆脱“大一统”思想的束缚，这与传统观念上“中国”的涵义区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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