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创作的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剧本，它改编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讲的是莺莺与张生相爱，而张生最终抛弃了莺莺，是一个写“背叛”的悲剧故事；而《西厢记》则讲的是张生与莺莺相爱，并历经磨难最终有情人成眷属的喜剧故事。从《西厢记》可以看出王实甫的创作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挑战性。

    如果仅凭现实生活进行思考，唐朝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的可信度更强一些，莺莺是一个富家女子，张生是一个贫穷书生，张生较之莺莺更为理性，张生作为一个深受儒家出世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在爱情与前程产生矛盾时，他会放弃爱情去追求自己远大抱负的。而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却成了一个“傻角”、“志诚种”。张生这一形象由“负心人”变为“有情人”是作者对以往读书人重建功立业，轻儿女私情观念的一种挑战。从另一个方面说，“门当户对”这一贯穿于亲情，友情，爱情之中的隐形法则，历朝历代就是众多矛盾的根源之所在，尤其是在爱情、婚姻中。《西厢记》中崔莺莺的父亲原是前朝相国，是朝廷中的重要官员，所以崔家就是名门望族。剧本中没有交代崔莺莺是否是催相国的独生女，如果崔莺莺是崔相国的独生女，那么崔莺莺的婚事便成为保障崔家长盛不衰的重要棋子，而这也是催相国把崔莺莺许配给郑尚书的儿子郑恒的原因所在，催相国把女儿许配给郑恒，这就说明崔莺莺已经是婚约的人，那么，崔莺莺既是维持本家族利益的关键人物又是有婚约在身的人，那么她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心杂念。而张生的出现却扭转了这一社会上层的家族本应有的命运。张生主动向崔莺莺示好，而崔莺莺竟忘了自己本来的使命而对张生一见倾心。作为封建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张生，他在没有考取功名之前的地位和处境是非常卑微与尴尬的。而张生却没有过多在意自己的身份主动去追求崔莺莺，这不仅是对爱情的追求，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挑战。

（二）理想性。

    我在得知《西厢记》这个故事后，总是感觉这个故事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单就崔莺莺爱上张生这一环节来说，崔莺莺出生在一个家境显赫的封建官僚家庭，这就决定她是在一种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的，并且从小接受三纲五常的教育和受封建伦理思想熏陶的，这样的一位大家闺秀按常理来说是不可能对一个不明身份的人一见倾心的。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一个买菜的女子可能会对一个卖红薯的男子产好感，而一个女研、女博应该不会对一个卖红薯的男子产生好感吧？！催相国的夫人反对这场婚姻是有充足理由的，而作者却安排一个丫鬟去和催相国夫人争辩？最后张生竟然考中了专状元迎娶崔莺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千千万，而张生居然既占了情场，又中了状元，这是无巧不成书呢还是作者的思想理想化了呢？

（三）妥协性。

    在崔莺莺与张生的感情纠葛中，最大的障碍还是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崔莺莺始终没有摆脱家族的束缚，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表达出爱情是超凡脱俗的观念，爱情还是要受到世俗生活的牵绊。但为了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创作目的，作者只能安排张生考取功名以实现与崔家的一种较为对等的关系；作者也没有写崔莺莺因为爱情与张生私奔，去浪迹天涯或者一世清贫，这表明作者的爱情观念还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和一定封建等级观念之上的，这表现出作者创作思想具有妥协性。

（四）技巧性。

    《西厢记》改编自唐代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从唐朝到元朝《莺莺传》就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部写“负心人”、“背叛爱情”的剧作在广大文人墨客间和普通百姓中一定备受道德谴责，作者将这一部负面影响很大的作品扭转乾坤的加以改编，使它变成一部打动读者并使读者感动和喜悦的爱情喜剧作品。作者是利用了大众普遍向往团圆、美满的心理和自己在驾驭语言方面的天赋精心构思的。王实甫的创作技巧还表现在他塑造了红娘这一人物形象。如果没有红娘，张生和崔莺莺要么他们的爱情没有结果，要么他们的爱情还要经历更大的坎坷，作者塑造红娘这个完全具有利他精神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没有因为这个丫鬟的身份低微和对相国夫人和郑恒巧言相辨而产生反感情绪，相反，红娘在作品中起到的及时雨作用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红娘”后来成为生活中热心人物的代名词，深受历代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作者的笔下，他将不可能写成可能，将小人物写成大人物，这体现出作者创作思想中具有技巧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