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疗保障局24日发布消息称，国家医保局近日召开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国家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公布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等30个DRG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介绍了DRGs付费国家试点工作的筹备情况。

就医疗保险来说，参保人的投保诉求，简单点说应该是在费用一定的情况下，质量能更好一点。而对保险人来说，其追求的应该是在质量满足标准的前提下，费用能再低一点。这两种不同的诉求以及各自在医疗服务体系中所处的位势，已经表明，作为平衡诊疗费用与诊疗质量的工具——诊断相关组（DRGs），其更多的是满足保险人的诉求。也就是说，DRGs控费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诊疗质量的科学测评方法还属于摸索和试验，尚未完全闭合的背景下。

那么，DRGs是通过什么来控制费用的呢？或者，它究竟是在控制什么？

首先，DRGs控制的是诊疗方案的经验性、非标准化。这是DRGs最为显著的特点。按照最通俗易懂的经济常识，专门定制的东西是最贵的，比如定制的服装。而标准化的东西，因为学习曲线的存在，其成本会迅速下降，比如成衣。同时，非标准化、经验性的诊疗方案也为过度医疗、诱导需求披上了伪装，医学的信息不对称的特质，使得不具备医学知识的患者根本不可能辨识和抗拒这样的诱导。这是诊疗费用日益高涨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当然，DRGs的构建与推行，也为同行评议、医保审核以及循证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清晰和明确化的标准。这为医学的发展、诊疗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这是DRGs的价值溢出。

其次，DRGs控制的是医院单体规模。就这点，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按照一般常识，标准化的东西比较容易形成规模效应，那么DRGs的推广，不是让医院更容易追求单体规模吗？DRGs或许是个例外。一方面，DRGs 的“同病同价”的规则要求，使得大医院治疗小病也许不经济。当然，这是定性的说法。另一方面，DRGs的推广应用，不仅是诊疗方案的标准化，它还为中国的分级医疗体系提供了一个跟疾病分级更相关的量化指标——CMI值（病种组合指数），它反映的是疾病的复杂程度。换句话说，在一定区域内，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后，实际上是可以根据CMI指数来区分不同级别医院接收疾病的类别，这点国内有团队已经做过实证分析：在某一医联体内，在同样的38组DRGs与CMI值条件下，医院出院医保患者费用消耗指数与时间消耗指数分别为0.95和0.83；社区为0.31和0.74。费用消耗指数差别较大，时间消耗指数也有明显差别。也就是说，以医保结算上的相关规制，比如高等级医院只能接收高CMI指数的病人，否则，不予结算，以量化的指标来分流患者。这实际上是抑制了高等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虹吸效应”，当然，首先是抑制了对住院患者的虹吸效应，配合门诊患者的强制分流，医院单体规模的不合理膨胀就缺少了患者数量这一关键基础。基层医疗机构接收患者数量有了更有力的保障，高等级医院对医疗专业人力资源的“虹吸效应”也会减弱，分级医疗体系的构建也将更加牢固。

当然，DRGs的推广应用，最有效的控制应该是患者就医的随意性。患者就医的随意性有两种形态，一个是同区域内的医疗机构选择的随意性，什么病都往大医院跑；一个是跨区域异地就医，都往北京、上海等医疗资源富集的地方跑。患者就医的随意性，带来的就是医保总额的不可控。因为，按照目前医保总额预算的测算方式，还是简单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法。患者就医的第一种随意性的问题，就是大医院忙于治小病，在没有采用类似DRGs 这样“打包收费”之前，诊疗费用相较要高以及不可控是显而易见的。DRGs提供了量化的分级医疗指标，强化了对第一种随意性的控制，也就是强化了分级医疗体系的构建。那么，针对第二种随意性，也完全可以参考DRGs有利于分级医疗的做法，通过跨区域甚至全国范围的数据测算，确定比如到北京、上海等医疗资源富集地区异地就地所需的CMI值，低于这个值，不予报销。

当然，经过上述的分析，也不难看出DRGs虽然对医保控费有很多助益，但有一些与医保控费直接相关的理念，似乎还远未被社会所接受，比如医院单体规模问题，患者就医随意性问题。具体到现实中，鼓励医院追求规模的氛围仍然十分强烈，一些医院排行榜也无法摆脱规模排行榜的影响。至于患者就医的随意性，从全科医生目前的角色定位尚未安排转诊审核这一职责来看，对随意性进行有效约束恐还有不小的距离。DRGs从试点到真正铺开，可能不仅仅意味着在“术”的层面上会带来某种变化，也希望能在理念层面，能带来更加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