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
有关汉字起源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汉字如何产生,二是汉字产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区域。关于这些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探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等的陆续发现以及某些学者对一些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法的留意,汉字起源问题又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二千多年来人们对汉字起源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推测,下面我们择要略作述评。
一、有关汉字起源的推测
(一)结绳说
把结绳当作汉字的起源。明确提出“文字之作,肇始结绳”的是晚清近代学者朱宗莱。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参见38页)
。认为由容成氏至神农氏的十二氏时代都用结绳。神农氏时代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神农氏的时代正在黄帝有文字时代以前,可见中国远古时代实有结绳的方法,只是结绳的方法不可详考。
后世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多有用结绳的。宋代朱熹曾说:“结绳,今溪洞诸蛮尤有此俗。”严如煌《苗疆风俗考》云:“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李调元的《南越笔记》说:“黎长不以文字为约,有借贷以绳作结,可以左券。如不能偿,即百十年后,子孙皆可持绳结而问之,负者子孙不敢诿也。”
近世解放前云南哈尼族人、独龙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也有用结绳记事的实例可考,表明中国从中古至近现代都还保留过结绳记事的遗俗。1955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载《少数民族文字的进一步发展》里说:“我国少数民族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从最原始的结绳到比较进步的拼音文字。高山族人民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或表示爱情。人们在绳上先打两个结,再打三个结,又打五个结,这就表示先借两元,又借三元,再后借五元。还钱的时候,仍然按数解结。一个青年用一样长的两条绳子各打两个结,把两条绳子的末端合打成一个结,赠给自己心爱的姑娘,这就表示求婚。”
1962年,李家瑞在《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里面说:“傈僳族(碧江三区)黑麦燕带养侄儿子时,用麻绳涂了墨,供给侄子一月,就结上一个结,因侄子已参加工作,他的叔父拿出这根绳子,表示他供养侄儿四年多了。”又说:“哈尼族(红河元阳)买卖田地时,用单股麻线打结,标志田价银子。每结代表一两银子,结与结之间距离相等,即是单位相同。如最后距离只有一半,即代表半两。这种打结麻线,买卖时要制同样的两根,买卖双方各执一根。”这种结绳同时制两根,买卖双方各执一根,已跟刻契的性质相近了。
然而结绳从史料和遗俗看,只是用来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结绳只是在个人或某些人之间为了某种记忆或行为而确定的记号,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象文字那样起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不可能是文字,也不可能演变成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结绳对人们的造字活动也不是毫无影响,汉字体系中就有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来构字,例如商代甲骨文中“孫(孙)”和“後”,商周金文中代表“十”和“十”的倍数的文字以及“世”字。但决不能由此得出整个汉字体系都起源于结绳的结论。
(二)八卦说
八卦是古代筮占的符号,共有八种:
乾 兑 离
震 巽 坎
艮 坤
任意两卦相迭合,便可得八八六十四重卦。一为阳爻,代表奇数;-
-为阴爻,代表偶数。占筮时,筮者用四十九根蓍草茎按某种法则进行演算,若得数为奇数,用阳爻表示;若得数为偶数,用阴爻表示。若反复演算三遍就可得一单卦,六遍就可得一重卦。反复演算,就能有八种排列合组合,即:奇奇奇、偶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奇,也就是八卦。筮者再根据重卦的卦象爻象分析,并结合易辞以占测吉凶祸福。考古发现表明,从商代、西周到春秋战国,筮占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表示的,后来用一、八来表示,一演变成了阳爻,八演变成了阴爻。
把八卦当作汉字的起源,一是宋代的郑樵。(参见40)二是近人刘师培,他说:“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刘将八卦中的四卦,附会为某四个字的由来,分别是乾( )、坤( )、坎( )、离( )。
1.乾:古时候没有字,很多自然界的现象,就用八卦来表现,如:天地水火雷风…「乾」由三个阳爻所组成,象徵天地宇宙间,最阳刚的东西,如:天、太阳、男人…刘师培为了证明文字起源於八卦,
2.坤:由三个阴爻所组成,象徵天地宇宙间,最阴柔的东西,如:地、月、女人…
3.「坎」:=水是唯一可以用字形比附成功的字。
4.「离」:=火。结论:刘说不可信,刘认为文字起源於八卦,完全是肤浅皮毛的比附,二者之形只是偶合而已,此说不真。
由此可见,八卦的卦爻与数有关,但是八卦只不过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是原始社会数占法的一种记事符号,从其来源和用途可知,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现在已发现的商周甲骨、铜器上的八卦(包括重卦),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则是明显的证明。
说八卦与汉字体系的起源无关,并不是说八卦对所有的汉字字形构成都毫无影响。八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例如“爻”、“学”和“教”等字。但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三)书契说(刻契)
刻契是古人在结绳以后,新发现的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多作为契约用,比结绳记事方法进步多了。“契”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有锯齿,用来记数。《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契字初作彡,象刻契划的三划,也作丰,象刻契全形;后加义符“刀”作“
”后又加木旁作“
”。最后改“木”为“大”(人)成为“契”。郑玄注《系辞》说:“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说:“宋人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就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
后汉以来,在中国边疆的民族,多无文字,使用刻契。宋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也多用刻契。苗族和瑶族用刻契,清代已有记载。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面记载瑶族的刻契说:“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本契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即投牒州县,亦用木契。”
这种刻契已具有文字画的性质,黎族在清初已用刻契,海南岛的黎族在1943年还使用“木簪”。彝族也使用过刻契,其他少数民族也多用刻契。
现在云南省博物馆保存二十多件木刻,是该省境内景颇等七个民族使用的。虽然这些木刻将随同新文字的推广日就消失,但十余年前还普遍使用着。李家瑞的《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曾作过这方面的介绍,现在节抄他的原文如下:
“景颇族乾茂寨与弄柄寨因猪吃对方包谷,经交涉后,对方不服,引起了纠纷,被损失一方,乃将竹节刻上一道,割为两半,以一半传给养猪一方,双方即认为结下仇恨了,乃至经常互相袭击。解放后,经工作队调解,双方始交出木刻,言归于好。
“佤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仓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达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一刻口代表着一桩事件,刻口深大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
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着仇怨事件,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情,也借这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
“佤族又有一种记日数的木刻。木刻两侧都刻刻口,每一刻口代表一日。原是两村中引起仇怨,互相报复,经调解后,约定日子讲各,每村都持着同样的木刻一块。回村后,每方过了一日,即将原刻口削去一道,到削完那天,双方都到事先约定的地点讲和,而木刻也就完结了它的任务。”
“佤族又有一种记账木刻。木刻一侧,
刻了小口五十多刻,每一刻代表滇币一元(可多可少)。另一侧刻了较大的三个刻口。其中近尖端的一刻是债权人亲刻的;近宽端的一刻,是债务人亲刻的;中间一刻,是凭中人来刻的。这就等于三个人的签字。债务人还了债后,就当着凭中人把木刻毁了。这种木刻的作用相当干简单的借契。“拉祜族澜沧县南畔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直到1957年以前,记家禽、家畜的账目,仍延用木刻。今举记鸡账一种为例:木刻正面和侧面,都刻着缺口。侧面一个缺口,代表千只鸡;正面一个缺口,代表十只鸡。木刻侧面有四个口,正面有二十个口,即记该社有鸡四千二百只。在木刻一端,剖开一缝,夹入鸡毛一节,以别于夹猪毛或马尾的的猪、马账。记包谷或稻谷账则夹入包谷皮或稻谷粒。习惯单位是‘抗’,一抗稻谷有二十五公斤。
“哈尼族(红河龙坝镇埔斗村)杨伟法娶儿媳时,交女家财礼银滇币九十四元,女家交还给他的收据是一根木刻,长四十厘米,两侧各刻四十七个缺口,每一缺口,代表滇币一元。”
由随意刻划发展起来的木契上的齿缺合线条符号,只能起帮助记忆,传递某种信息,作契约凭证等记事作用,在没有跟语言中的某个词比较固定
地结合起来时,是有义无音的,还不能算作文字,只是一种记事的符号。但正如郭沫若所说,这些符号是原始汉字的一个源头,它们中相当一部分被借来作了指事字,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和“入”、“上”、“下”等。
(四)仓颉造字说
战国两汉时代,普遍流传仓颉造字的传说。《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淮南子》、《论衡》、《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叙》、《春秋演孔图》、《孝经援神契》、《河图玉版》等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战国时代最早提到仓颉之名的是荀卿,他在《荀子.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参见41)当时荀子并不认为文字是仓颉一人所造,正如庄稼并不始于后稷一样,先有许多人从事,只是由于仓颉、后稷能一于其志,不乱异术,做出了较大成绩,故而得到独传,到了后来《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就不说“好书者众”,而只讲“仓颉作书”了。尤其是汉代,如《淮南子》、《论衡》,不仅讲“仓颉造字”,而且说“仓颉四目”,已近乎神奇了。这一传说自战国至两汉,愈演愈神奇,直到清代仍有人崇信。《路史禅通记》中说,仓颉“龙颜侈哆chīduō,四目灵光”。在《春秋元命苞》中说,仓颉“坐而能书”。简直把仓颉说成一个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
当时的文字启蒙书称为《仓颉篇》也反映了这种观念。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意思是,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迹的纹理知为鸟,看到兽迹的纹理知为兽,由此得象形文字的启发,创造了书写和契刻的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监察,这大约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了启示。仓颉起初造字,大概是按照事物的形体去描摹造象形字。)仓颉说:根据许慎的说法,中国先有八卦、结绳等时代,到後来不足以应付、符合需要,文字便应运而生。我们得知仓颉造字的传说,亦是根据许慎的说法。在过去,许慎是文字学的权威,他说「字是仓颉造的」,他说了算,历史上没人敢辩驳)。而慎会说字是仓颉造的,也是有根据的(没证据岂敢乱讲),慎是根据战国诸子的记载:1.吕氏春秋、2.韩非子、3.淮南子、4.世末,判定字为仓颉所创。[简单说明:过去的中国人都相信许慎的说法,因为许慎是权威,且许慎也是有根据的,故中国人更深信不疑]。
仓颉是姓,是名,还是部落名称,《说文解字叙》前的文献均未明言,是黄帝之史说始见于《说文解字叙》。荀子〈解蔽篇〉:喜欢文字的人很多,但名字流传後世的只有仓颉一人,只是因专一而已。[荀子认为,人要用礼乐来修饰,而读书要专一]。
说明: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的其中之一,也许他只喜欢整理、书写文字,而好书未必是造字。
古书中,除了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之外,尚有其他记载:
1.仓颉是庖羲氏之前的人。
2.仓颉是神农氏时代与黄帝时代之间的人。
3.仓颉是古之帝王。
4.仓颉是邈不可知的炎帝、苍帝时人。
这表明远在战国时期,就有人认为汉字并非是由仓颉一人创造的,而是由众人创造的。然而传说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距今五千多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而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者,远古时巫史不分,巫就是史,故所谓“众人”当指众史,也就是众巫,因此我们认为仓颉作书的传说透露出两条文化信息:一、汉字的起源时代是黄帝时代;二、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原始汉字是巫史创造的。创与仓,契与颉,从古音看音近,仓颉也许就是“创契”的意思,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由于“契”古代可以指契刻的文字,因此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指钻隧取火的发明者、“神农氏”指最早开创农业的民族等一样,其人是无法考定的。因此,由这些古书的记载可知,其人既不能确定,其事自不可信。[我们连仓颉是什麼时代的人都不确定,仓颉造字的传说又怎可信。
补充:书上内容:
〈吕氏春秋.君守篇〉论到上古有六人制作了六样东西,对人类贡献极大,分别是奚仲制作车,仓颉造文字…意指此六人制作的东西,对人类贡献极大,实在是作对了、太好了。
《淮南子.本经篇〉,古时训=篇。古人对造字之事又附了两件传说,一是天雨粟:因为古人以农为生,而仓颉要造字给大家用,所以没时间种田,没种田岂不饿死?但仓颉造字之功甚钜,让此等伟人饿死,实无天理,所以老天感动怜悯,特别降下谷雨,免得仓颉饿死。另一事是鬼夜哭:古人认为鬼白天休息,活跃於夜,每到晚上就出来吓人,现在有了字,人们可以用文字记录鬼吓人的恶行恶状,然後上告天庭,所以鬼到晚上不能吓人,只能躲著哭。还有另一种版本,是说「兔夜哭」:因为写字要用笔,笔用兔毛做,兔子们担心活到早上过不了晚上,活了晚上没命到清晨,只好日以继夜的哭。
(五)图画说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吕氏春秋·句躬篇》说:“史皇作图。”《路史》载:“颗首作画”。这都是有关我国绘画起源的远古传说。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已发现大量原始人创作的绘画,其时代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但图画和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图画记录的是事件或人物,它并不直接用于记录语言而可以构成语言的单词,其含义纯粹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并不同语言一一对应,互相结合,至于文字,尽管它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是其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了文字。
原始的图画是古人记事和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方法,和一般的图画专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不同。分简单的原始图画和复杂的原始图画两种,统叫作“文字画”。远古的人老早就会把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的物件用图画表达出来。考古学家指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在他所居住的洞壁上画画了。这种图画的艺术性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帮助记忆和表达思想的作用。在洞穴里一头野牛或一个象,并不是一幅单纯的图画,它是一种记事画或表意画,表示那个洞里曾有野牛和象出现.或画画的人曾在这个洞猎获一头野牛或象。这是简单的原始图画,也就是简单的文字画。至于复杂的文字画更加强了衰意的作用,就近于文字的性质了。
文字画浑沦地记录语言(一段话或一句话)的中心思想,以选择简略或象征的图形再现客观事物的特征或过程为特点,它跟记录和交际工具的求准确精密的性质相矛盾,带有极大的狭隘性、游离性、浑沦性,实际它只起图画的作用,不起文字的作用,它不能具体地、正确地记录语言。
文字画虽然表达整句话和一些事物的过程,甚至于一个酋长或一个部落的主要历史,但但必须经过人的讲解,而不是一看就懂的。文字画不能表达语言的声音,也不能表达词和词序,实际上是一种表意的图画,是象形文字的前身或来源.不是纯文字。
中国近代所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面虽有图形,很难说是为了记载或纪念一件事情画出来的,不能算文字画。商代的金文和甲骨文都是纯文字,尽管我们在金甲文里面见到图象的痕迹,有时甚至还相当明显,但它们毕竟不再用图形表达整句话,而用图形表示语言中的个别的完整的词或它的独立的成分(所说的独立成分就是指构词的音节单位),它们已不是繁复的图形,而是比较简单的曲线了,已从表示实物的形象进到表示关联实物的抽象概念。
商代的铜器款识,即使是氏族的图腾,那个图形可能也已有特定的音义,而不是纯图画的性质,因为汉字到了殷代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上离中国人使用文字画的时代已很远了。我们如从金甲文里面去找文字画,是不妥当的,金甲文里面的字都代麦语词的一个音节、一个单字,不是表达整句话的意义了。它们是从文字画演变出来的,是带着文字画残骸的象形文字,而不是文字画。周代铜器上面的花纹,有的画狩猎图,是纯艺术性质的图画,而不是文字画。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汉族最早的复杂的文字画,但在中国社会上,文字画的残余还是可以看到的。中国旧日的鞋店的招牌上画了各样鞋的图形,现今理发店的招牌上画了许多理发的样式,使人看了就知道是鞋店和理发店,这都是原始简单文字画的遗留,这些图形都是为了实用画出来的,带有宣传的性质,不是作为美术品画出来的。旧日为了禁止行路的人在街道或胡同的墙角下随意便溺,多在墙角附近画一个乌龟,意思是“此处禁止小便,有在这个地方小便的人就是乌龟。”这也是文字画的遗风。近代世界在某些地区发现一些文字画,多刻画在树皮、兽皮、木棒、武器、石头、石洞的墙壁和山崖上。它所记载的内容大体有巫术、经济、政治、战争、爱情、历史、传记等类。
解放后,1956年,在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曾发现壮族所刻的五幅崖壁画。这五幅崖壁画记载壮族的战争事迹,气魄伟大,刻绘在高达二百五十米的崖壁上,画面高四十余米.宽一百三十余米,人物像有一千三百多个人像最大的高至三米,最小的高零点三米。
补充:
实物记事的方法很多,现在没有文字的一些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做法。我国云南陇川县的景颇族有一种以实物代替信息的习惯。假如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他就用树叶包上树根、大蒜、火柴梗、辣椒,再用线精巧地包扎好送给女方。树根表示想念之深,大蒜表示要姑娘考虑两人的事,辣椒代表炽热的爱,火柴梗表示男方态度坚决,叶子代表有好多话要说。女方收到之后,如果同意,即将原物退回。如果不同意,便在原物上附加火柴,表示反感。如果还要考虑,便加上奶浆菜。这些都是今天还在使用的实物记事、传递信息的具体例子。
一个树叶竟代表一两句话的意义,这真我国云南少数民族有用“叶子信”的,这是文字画的滥觞,也是原始民族用实物表情的一种,和在苏门答腊送盐是友谊的象征,送辣椒是表示敌视和愤怒一样。李家瑞在《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里面说:
“景颇族青年男女在恋爱期间,不得见面会谈的时候,就用他们所熟习的各种树叶,表达他们的意思,顺次把它包成一包,用花线捆扎起来,带绐对方。对方收着这包树叶.也顺次一叶一叶的看过,就可以了解这包树叶是说些什么。汉话就称这包树叶为‘树叶子信’。最多的树叶子信,可以包到三、四十种叶子,它所表达的意思,就要相当于用文字写的一封长信。在青年男女中间流行已久,可以表达意思的树叶,也就日有增加,就起了和文字一样的作用。这种树叶于信,用树叶表达意思,也不是漫无规律的。而是取树叶的名称的声音和所表达的意思有些关连而假借引伸之,使对方从音意相关之处,悟通树叶所表达的意义。如后面例子内景颇族称蕨科叶子为‘穗滥’,而男女相爱相念,亦含‘滥’音,
因而就用蕨叶表达互相思念的意思。久而久之,树叶所表达的意思,逐渐固定,对方一看就明白了。达到荀于所谓‘约定俗成,的境界。其作用即等于文字了。后来这种表意的方法,相当流行,而单用树叶,不足以应用,就问或借用小物作补充,如用火柴、海贝之尖,因火柴有点火之意,引伸作为寻找之意,包在信中,即成为表达男女间寻访的意思。这种树叶子信,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博物馆,都有所收集,这里只举了较筒单的一例。”一封叶子信有包三、四十种叶子的,那么如把这些叶子的形象都画出来,连在一起,不就是一封画三、四十种树叶的连环文字画吗?所差的只是它们还是实物,不是图画罢了。这种叶子信不但发挥了植物叶子的特殊作用,并且表现了人类表达意思的创造性,同时也显示了创造文字的群众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历史过程。
二、汉字产生的途径(参见42)
文字画是指通过画面表达画者的思想意图的图画,具有辅助记事和社会交际作用的文字类型。一幅或一组图画,独立地表示整个语段,图形上不划分为单词。因此。它们只再现话语的内容,而不反映语言形式。文字画属于语段文字。
文字画和图画文字是不同的。图画文字与有声语言有直接联系,它记录了语言中词的声音和意义,文字画没有这个特点。
图画文字是文字的雏形,或者称作原始文字,它与有声语言有直接联系,它记录了语言中词的声音和意义。
什么是图画文字?图画文和文字画的区别是什么?
图画文字是在文字画基础发展出来的,图画文字与有声语言有直接联系,它记录了语言中词的声音和意义,因此说是文字的雏形(或者称作原始文字)。这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的质的飞跃。图画文字和文字画的区别:前者与有声语言有直接联系,它记录了语言中词的声音和意义,后者没有这个特点。
图画说——奥基布娃部落女子的情书
上面就是这个女子在赤杨树的树皮上写给自己情人的信。左上角的“熊”是女子的图腾,左下角的“泥鳅”是男子的图腾,曲线表示应走的道路,帐篷表示聚会的地方。帐篷里画一个人,表示她在那里等候。旁边的三个“+”字,表示周围住的是天主教徒。帐篷后面画大小三个湖沼,指示帐篷的位置。这种图画把事情作为一个整体来描绘,是否看得懂,取决于看画的人和画画儿的人生活经历上的联系或其他条件,跟他们是不是说同一种语言没有关系。换一个人去看这种情书,只能望图兴叹,不知所云。
三、汉字起源的时代
文字虽是全社会的创造,却不为全社会所掌握。上古的时候,不管文字画或象形文字,多掌握在巫或史少数人的手里。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当时他掌握人们表达思想和语言的工具,是有可能的。由于仓颉把上古的文字画发展成象形文字或把象形文字加以整理,使它同一,后世遂把他认为是创造汉字的第一人。据传说,黄帝是神农氏以后的一个上古帝王。神农时代已出现了结绳,文字画可能与结绳、质契先后发生,那么到了黄帝的时候,仓颉整理文字画和象形文字是可能的。黄帝时代,离现今约五千年,如说仓颉把文字画推进到象形文字,那么汉字的创始时代,是在五千年前了。如说仓颉整理的是象形文字,那么汉字的创始当在神农时代,离现今就不止五千年了。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仅西安半坡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文物上,就有文字标本多达二、三十种。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与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刻划族徽相类似。近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同位素C14得半坡村遗址的年代距今约六千年。这个科学数据,说明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至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至少已有六千多年了
郭沬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要之,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故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
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陕西临潼县姜寨村附近的—处距今六、七千年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历时八年的十一次科学发掘,……在姜寨发现的一部分陶器上有一百二十多个刻划符号,共达三十九种,比同期的半坡要多十几种,而且有些是别处从未见过的。据专家研究认为,它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之一。”那么,六千年前,我国已创造了三十九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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