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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盼过年。除了过年可以有新衣服穿，可以撒丫子的没日没夜的玩。可以不去干那些喂猪、喂鸡、担水、扫院、打柴禾的活，更多的却是因为吃。

那时候，每到过年，爸爸不仅会请来人帮着杀猪、炖肉、灌血肠，还会和妈妈一起炸很多丸子、散子、油条，包很多饺子、包子。饺子有肉馅、素馅。包子则有豆沙馅的、红糖馅的、猪肉粉条馅的，连馒头都被镶上了枣、捏成了各种动物。

那几天，队里家家的烟囱是永远冒着烟的，站在街上，不时就会听到谁家传来锅碗的声响。每家的院子里都摆着盖帘儿、面板、塑料纸，上面摆满了包好的饺子和蒸好的包子、馒头。煎炒烹炸的香味在房门的一开一关中不断随着一团团的白气散发到空中，连蒸馒头的热汽中都泛着丝丝的香甜。

然后，冻好的包子、饺子、馒头，加上一坨一坨被冻成冰疙瘩的牛奶、羊奶，统统被装进麻袋、搬进仓房，连同杀好的鸡、煮好的肉、炸好的鱼……这些东西会一直让你吃过正月十五，那叫一个痛快。

当然，最过瘾的还属家中来了客。每到这时，不仅一不小心可以吃到客人带来的糕点和苹果罐头、梨罐头、水蜜桃罐头，更可以吃到爸爸亲手做的糖醋排骨、浇汁鲤鱼，和他最拿手的挂浆土豆。

有时，为了拍爸爸马屁，我会夹起一块拉着糖丝的土豆，一脚踩在饭桌上把筷子高高举过头顶，向客人证明爸爸的厨艺确实高超。即便这样，我也不会挨打，顶多得到爸爸一句满足的训斥：“行了行了，咋还站到饭桌子上去了。”

在所有的客人中，我和弟弟妹妹最盼望来、也最不希望来的一位客人是爸爸的五弟，也是我们的五叔。

盼望五叔来，不是因为五叔能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是因为五叔每次来拜年都会在我家住上好长一段时间，并且逼着爸爸妈妈每天做各种好吃的招待他。然后他就盘腿往炕上一坐，很慷慨的吆喝我们上桌，陪他一起吃。

高兴的时候，五叔会逼着我们喝上一口酒。尽管那东西又辣又呛嗓子，但那种感觉却着实会让你感觉像个英雄，很爷们儿。

不希望五叔来，是因为他爱管闲事。比如跟爸妈顶嘴了，衣服弄脏了，饭吃太快了，忘记烧炕了，不去刷锅洗碗了，看电视时间太长了，在屋里放鞭炮了……凡是被他看不惯的事情，他都会管。不听，他就会抬起一脚、挥手一巴掌的打人。

在我们兄妹五个当中，我是唯一一个没被五叔打过的。正因为如此，五叔不仅教会了我喝酒、更教会了我抽烟。而我也就更加猖狂，每一次被五叔邀请上桌吃饭时，都会在五叔的鼓舞下把妈妈原打算留作下一顿再吃的鸡或鱼毫不客气的扫光。

妈妈不便发火，气得只能在一旁不住的提醒我：“慢点吃，别一下子吃这么多，再噎着喽。”

这时，五叔就装傻充愣的端起茶缸子给我：“来，喝口水！”

最后一次见五叔，是上高中的一年冬天，也是过年。我被抽调到师里参加《红灯记》的汇演。

有天下午，正在剧场排练，一个同学突然大声叫我：“朱坤岭，有人来看你！”

我寻声望去，只见五叔带着个大狗皮帽子，裹着一件军大衣，腰间扎着根草绳子，正披着一身雪花站在远处。

我急忙跑过去，把一脸灰土的五叔拉出剧场大门。问他怎么跑到这儿来找我？

那时的我正暗恋着一个场长的女儿，很怕她知道我有一个这么土气的叔叔而瞧不上我。

五叔告诉我，他是到糖厂送甜菜，卸完了车特意拐了个弯儿，给我带来了几个咸鸭蛋。

说着，便从怀了掏出用手绢包裹着的几个咸鸭蛋递给我。

咸鸭蛋带着五叔的体温放在我手里，暖暖的。但我的心却没有半点感动，只是在一遍一遍催促着五叔快点走，生怕他被那个场长的女儿看到，以至连一声再见都忘记了跟五叔说。

五叔在风雪中往车厢上面爬着，一边背对着我大声喊：“快回去吧，别冻着！”

那声音，直到尤特被风雪淹没，还清晰的传过来……

后来，因为上学、因为工作、因为成家、因为时间、因为距离、因为城里不让放鞭炮……因为很多的因为，我便再没能有机会和五叔一起过过年了。

前年春节，在哈尔滨与爸妈过年，和爸爸谈起了五叔。爸爸说，五叔还在那个叫鹤山的地方，身体很好，不喝酒了，早就不乱发脾气了。

去年，我被黑龙江农垦报社的孙成钰老师拉进了一个叫“北大荒‘老新闻’”的圈子，每天看着他在群里发各种农垦的消息，看到农垦在飞速发展、看到故乡人的日子变得那么殷实、生活也那么多彩，想到我五叔生活的也会很好，我久悬着的心也便平添了几分慰藉。

2015年2月18日——又到过年，也又到了分身乏术、思亲念友的时节。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懂事的时候，我也开始明白了“塑像栖神、盍归奉亲；造院居僧，盍往救贫”的道理。

陪父母，也要探望一下那些至亲老友了。

明年吧，明年我一定去看看五叔，看看那片滋养我长大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