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曹德旺一笔要求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超过1%将索赔30倍，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的捐款。经第三方确认，现在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钱能使行规废”，曹德旺硬是从慈善中挤出了水……

    两会这些天，是慈善家曹德旺最开心的日子，一笔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超过1%将索赔30倍，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经第三方确认现在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

    曹德旺用实景行动告诉世人：有“钱能使行规废”，慈善是可以挤出水的。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10个月前，这笔捐款还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曹德旺的苛刻要求是：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在不久前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人们希望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而曹德旺自己则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谈起去年5月的这笔捐款，曹德旺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是件容易的事，但曹德旺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曹德旺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因为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把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慈善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的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西南五省区捐助……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及其家族，共计捐款人民币近6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