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张孟苏去参加武汉大学的一场招生咨询会，她看见一位个子矮的女老师在十分吃力的拆着雨蓬，就走过去帮忙。

张孟苏的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师看到了，随即给了她一个面试的机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面试中，张孟苏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汉语向5名面试考官推销自己：全国少年机器人大赛二等奖，全国网络英语综合技能三等奖，全省书信作文大赛一等奖，英语口语三级……

新加坡老师如获至宝，当即决定预录她为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学生，并给她20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一切就是这么传奇！

高考成绩只有445分（文科），在国内只能上个二级学院，几乎就是一个“落榜生”，却被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预录了，张孟苏凭什么？

张孟苏的班主任柴迎宪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高中三年，张孟苏一直是“活跃分子”，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团支书，经常为宣传海报等事情熬夜；担任校文学社社长，带领社员组稿、编辑、拉广告，出了一本文学刊物；发起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同学去老区体验生活……

张孟苏自己说：“高中三年，我一直在外租房子住，学习生活没让妈妈操一点心”。

张孟苏的妈妈说：女儿从小到大都没让她操过心，家里女儿的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放了好几抽屉。张孟苏一年级就学会了做饭，之后还学会了洗衣。初中毕业那年暑假，张孟苏到武汉一些公司求职，吃了不少苦，也积累了大量社会经验……

如此就能进入大学甚至名牌大学吗？

我的儿子今年正好小升初，在四川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读书。他也有很多的特长。学前班时参加汇源果汁的促销活动，是该公司最小的促销员；上学后参加各种比赛、演讲，奖状得过几十个，并连续多年在放学后一个人把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最后一个走；一年级时见到老外就用不是很连贯的英语打招呼，说将来也好出国；二年级时自己上街卖报纸然后用卖得的钱请同学一起游泳；和同学在一起聊天，同学的笔或书本掉在了地上，他帮着捡得比同学还快；他从三年级就每天自己做早餐，自己刷完碗然后骑上40多分钟的自行车去上学；他可以做米饭、煮挂面、煮饺子、做蛋炒饭、炒回锅肉；他自己洗衣服、自己整理房间、自己刷碗；自己养宠物，给狗狗洗澡，夜里下雨不忘到阳台把狗狗叫到客厅里；遇到讲课经常不专心或经常出错的老师他会给校长写信，建议换老师；遇到喜欢的老师辞职，他会号召全班47名同学联名写信挽留；地震时他悄悄从我的卡里取走了200元钱捐给灾区的孩子们……但是今年暑期前，他没能考取本校小升初的分数线，至今还在等待省里的微机排名，不知道开学后会被排到哪所学校读书……

我儿子能考上大学吗？我敢肯定，照此下去，恐怕他连考大学的机会都不会有。尽管他的社交能力、实践能力和与助人为乐的良好素质，是众多同龄孩子所不具备的，尽管他哪怕不上大学也绝成不了清华那位卖肉的大学毕业生。

我不想评说现行的考试制度，但我要为张孟苏祝福，毕竟，在我们这个始终是分数第一、分数至上的教育体制下，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张孟苏那样的机遇。

我还要为张孟苏叫好，也许随着张孟苏飞向新加坡翅膀的煽动，真的会促动“天公重抖擞”就此引发一场高校“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地震，进而促使成千上万的张梦苏们、甚至是成千上万的我儿子们的人生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更远点说，会让中国出几个比尔·盖茨也说不准呢？

否则，只要国家现行的考试制度不是把考生的综合素质放到首位，大学的校门还不就会永远的向张孟苏们、向我儿子关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