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义

　　在春节前后，沿海地区出现了比往年更严重的“用工荒”。用工难现象不断蔓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沿海地区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用工难，这是早已明了的事实。但纠缠在一起的因素也是日益增多和复杂。

　　比如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已经是一大社会问题。有分析甚至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很多农民工春节返乡后选择了留在家乡，这对“用工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客观说，这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高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地方在推动“积分入户”的改革，且不论制度设计本身成熟与否，土地和户籍的关系就是一大纠结。据媒体报道，中央有关部门酝酿出台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在自行试点进行户籍改革的同时，不再将农民土地与城市户籍捆绑运作。如果不再捆绑运作，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就是一个问号。

　　又比如东西部争夺农民工。据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向媒体介绍，成都几个重大项目今年投产，40万人的新增需求将消化四川大量劳动力，为沿海企业四川招工带来短期的冲击。随着制造业的西移和中西部大项目的增多，这样的冲击恐怕也不是短期的。

　　与用工难伴随的是又一次涨薪潮的涌动。北京、江苏、广东等地已经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从根本上说，用工难体现的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客观趋势。市场的力量会促使这样的供求平衡。

　　有一种说法认为，用工难促进农民工涨工资，就业难压低白领的工资，两个方向的变动会让社会更加公平。其实，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中，个人拿得实在太少。这里的“个人”包括农民工，也包括白领。两者并不存在拉近差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