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的许多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现象有时也是一种经济现象。经济与文化，彼此渗透、共生互动。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经济，也不存在没有经济的文化。把经济与文化视同为两个完全不同概念，将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一分为二的做法，很有些被机械的二元对立论驯化的嫌疑。当然，通常情况下我们仅仅把文化限定在一种精神活动和精神财富这样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在此基础上来有的放矢地探讨经济与文化之关系，本文也不例外。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切文化的沃土。我们的祖先，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上半身，便利地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才决定由爬行改为直立行走。而人类的文明也正始于他们站起来的那一刻。可以说，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催生了人类文化活动，《诗经》即是例证。《诗经》中有不少旨在描述古代人们经济生活的诗篇。《周颂·良耜》就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情景：“畟畟良耜，俶载南亩。”耒耜翻土如浪，开始耕我南田。“其镈斯赵，以薅荼蓼。”我的锄儿锋利，尽去田中杂草。《周颂·载芟》中也有表现劳动场面的诗句：“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除完草来又砍树，土壤松松好种粮，无数农人齐耕田，洼地高地一起上。这样的诗句，完全来自于人们的经济活动。

 

　　而当人们解决了温饱，手上有了余粮，活动就不再限于生产。“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秦风·驷驖》)黑色马儿多壮健，缰绳六根一手牵，亲信干将一大帮，随公驰骋在猎场。“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雅公刘》)随身佩戴什么宝？美玉瑶佩都不少，刀鞘口上玉闪耀。当人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上的自由，人们的活动也就不再限于生产，文化的内涵也随之得到扩展，从农耕到狩猎、服饰，还有美食，“执豕于牢，酌之用匏。”(《大雅公刘》)以及祭祀、婚嫁，等等，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文化也一直对经济施加着自己的影响，调适、导引、促进着人类的经济活动。“献羔祭韭”、“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豳风·七月》)在牛作为耕地和运输的主要工具后，在祭祀中，人们不再为了祭祀而屠杀牛，而以猪羊代之。

 

　　这种祭祀文化以及对耕牛这样的生产力的爱惜后成为一种习俗，并在接下来的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被中国农民代代传承，成为中华农业文化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豳风·七月》是《诗经》中的农事诗，全诗八章，总结了当时的农夫在每个月所从事的相应农事活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秀葽”，“春日载阳……爰求柔桑”，“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萑苇，蚕月条桑”、“载绩”，“九月筑场圃”，及“叔苴”，“十月获稻”及“纳禾稼”，等等。这样的农事诗是农夫在长期艰辛的耕作中总结出来的，以诗歌的形式流传下来，并一直指导着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

 

　　当然，由于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人类诸多有一定规律的行为都能形成某种文化，但只有那些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才能引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向更加有利于提高人类生活价值的方向发展。将经济与金钱混为一谈，唯金钱至上的文化必然会让人们失去生活中的许多美好，而这正好是我们当代人所遇到的问题。且不说基于资源争夺的战争、不公平的分配造成的饥饿以及为了所谓永无尽头的可持续发展而带来的环境破坏，单就爱情来说吧，当代人的爱情，多少被物化所伤。《诗经》中描写的经济活动，充满浓厚的田园情怀，且不说“风”中散发的泥土芬芳，就是在“雅”、“颂”部分的抒情诗中，那种对劳动的赞美与尊重，对土地与自然的热爱也时有可见。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的文化氛围下，《诗经》中的爱情，是那么质朴、美好，无关金钱、地位。《关雎》中的女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君子即为当时的贵族，这位采摘荇菜的姑娘并不为富贵所动，静等心上人的出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魏风·汾沮洳》)女子一旦喜欢上了一位男子，这个在汾水之滨采桑的男子在她的眼里，就比那些王公贵族更有魅力，更值得去爱。

 

　　我们身处的时代，与《诗经》的时代相距已三千多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界发生了多少变化，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一种有文化指引的经济生活，也更需要追求有价值的文化。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不是现在才这样，不是今年才这样，自古以来都这样。（滨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