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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长安近照
诗人谢长安访谈:写诗,是以整个世俗世界为敌
采访人:韩冰/今日重庆记者
一、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在您心目中,诗人究竟是个什么形象?
按照梭罗的说法,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如果依这个标准,整个中国也难有几个真正的诗人。成为诗人当然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具体到哪些,则是见仁见智。你大概得有洞察力、想象力、语言驾驭力。谈到品质,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内心的诗人情怀。其中包括“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博爱心胸和“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骨风神。同时还应该具备孤独感和独立性。孤独感是一种生命境界,你经常需要进入一种冥思——如果你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或是最后一个人,你将怎样去描述这个世界。具体到创作过程中,就算没有一个听众,也要谱写自己灵魂里那些独异的乐音。独立性则是一种生活准则,一个真正的诗人只对自己的良知伏囟,不仰鼻息,不逐潮流,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与羁绊。至于诗人的形象,请允许我用一类生物来形容他们,他们是庄子胸中的大鹏和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又或是马拉美所歌咏的天鹅,是一切巨大的鸟类,他们临风扶摇在美学的高空,不知疲惫地审视、追索并守护眼底的世界。
二、除了写诗,您还主编诗刊,创作小说,参与电影剧本编写,相比较下,您最在意扮演哪种社会角色?为什么?
写诗之余我也写小说、散文、电影剧本,编诗刊和城市文化杂志,习练拳术枪棒,壮游山河名胜。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我的“身份”比较复杂,当然也有朋友不断对我的身份做出更多的解释,比如在北美研究量子物理的科学家西风就说我既不下商海,也不走仕途,箪食瓢饮足矣,烈酒一杯足矣,是当代“隐士”。平心而论,我尚不够隐士资格。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对我而言,小说家、编剧、武者都是诗人身份的补充。我就是一个诗人,诗歌对我不可或缺。
三、请描述您对家乡的印象,它为您的创作曾带来哪些灵感?
中国的一些地名很有神韵。如北平透出一种苍凉辽阔,长安充分体现了繁荣、升平与恢宏。而锁钥镇则折射出神秘与闭塞。
一个幽美而又极富生活气息的古镇,一穹灿烂的星空,一湾香草夹岸的河流,一片白鹭翔集的原野,一位会讲故事的外祖母。一个写作者的故乡应该具备的一切我的家乡几乎都有。
我童年居住的锁钥镇地处川东,那里民众的生活习惯至今存有古代巴蜀两国的遗风。后来我北上幽燕求学,再后来我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北京定居,这里有和川东古镇截然不同的生活,两地居民无论从精神风貌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大不一样,而两地迥异的地理、历史缘由,一旦碰撞,很容易产生奇妙的相互作用,这种“化学反应”在我作品中反复进行,便合成了那些矛盾的,二元化的,蕴含张力的意象。一直以来,家乡是我创作时重要的灵感之源。我的很多作品,特别是我的一些短篇小说就直接取材于那里。
四、作品是艺术家内心的一种体现。作为诗人,您的内心追求是什么?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小说《雨王亨德森》中,描摹了一幅图景,逃避世俗世界的亨德森到了非洲一片莽荒之地,与水塘里的青蛙、旷野上的狮子和用骷髅头跳舞的野蛮人为伍。没有任何事物能打扰他与星星的对话。而他的另一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中也有这么一段超凡脱俗的故事,主人公奥吉和女友菲亚一起去墨西哥一条美丽的山谷驯鹰捕猎蜥蜴,故事的背景同样远离现代文明,远离我们所熟悉的喧嚣凡尘。
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认为,诗人们把我们带进一个比赋予我们的这个世界更加广袤或更加美好,更加炽热或更加温暖的世界之中,正因为有此不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无法居住。
事实上,诗人与作家都力图把读者带入一个超越世俗凡俗的神性世界。相较于小说而言,诗歌是更精微的,致力于建构情感的最小可能表述单位。他们使用一架显微镜放大行云飞鸟,走兽流水的诗性生命。一个诗人需要最自由的心灵。而现实世界的国界、血统、文化其实都有着难以逾越的边限,对诗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超越这个界限,超越的过程中,逐渐有人心安理得地生活在高一层低一层的网罟笼柙。杜甫有一句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可以被任何事物驯服羁阻的写作者注定无法成为诗人。
我刚才将诗人比作大鹏一样的生物,他们以诗思这对垂天之翼,劲翔九霄之上,外太空星光灿烂,一种无限的自由化为宇宙风。在我看来,诗人内心的最大的追求是“不驯”,是自由。
五、您是“感动写作”的倡导者,它的理念是什么?是否一直贯穿在您的诗歌创作中?为什么?
“感动写作”的提出,是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觉醒和精神建瓴。反对肮脏、虚伪、暴露和歧途,提倡人性之光和汉语之美,以感恩、悲悯的情怀,直面现实,胸怀天下。这段话是2006年夏天,由我和诗人海啸共同撰写,理念也好,纲领也罢,总之这几十个字可视为“感动写作”的核心。
具体到我自己的创作,我或许更多关注于“历史感动”,经常在我诗歌里出现的往往是历史人物,那对隆冬在淇河里捕鱼不幸被商纣王砸开骨髓的祖孙俩,那队为躲兵役自残手足的唐代少年,那批饥荒之年易子而食,然后集体倒毙的百姓,那些边庭黄沙里的白骨,运河淤泥中的尸骸。一切在远古的瘟疫、地震、矿难中罹害的民众。书写这些人物时,我把他们都当做先辈英烈,那些彻骨锥心的悲恸虽经千载时空,我仍然可以感同身受。大家往往受《圣经》的影响,认为犹太人的苦难远远大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事实上相比之下汉民族的历史悲歌更为凄恻沉重。我们所倡导的“历史感动”便是要接过这杆悲怆苦痛的大旗。但感动绝不只存在于历史的烟尘中,和历史上一样,我们今天依然会面临瘟疫、暴雪、旱涝、地震,在灾难面前各人的抉择和表现会是什么?而当今的社会生活也不断折射出人性光辉和人文关怀,一些伟大或平凡的事件依然在感动人心。
六、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是有重大使命的”,它具体指什么?
几乎每一个诗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诗歌到底具有怎样的社会功效,是道义上的兼济天下,被塑为道德的警示碑,或者是情感上的独善其身,被当做灵魂的洁净剂,是一种单纯的美学信仰还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形式,又或是如古人宣称的那样,为天地立心。我个人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的写作是在与整个世俗世界为敌。
进入到诗歌的宇宙,这里的词语是最纯粹的,这里的意境是最脱尘的,这里的情感是最洁净的,这里的音乐是最震撼灵魂的。一个诗人的眼里容不得半分瑕疵。写诗写到一定阶段,诗人们会对浸迹在世俗染缸中的人类生出一种深沉的绝望与厌倦。当他们独上高楼仰瞻银河时,当他们凭栏眺望大江时,当他们在桑林间观看落日时,当他们翻阅先贤的诗书时,当他们砸开金笼,放出飞鸟时。他们在想象力的最高点披荆斩棘,为人类的诗意栖居开辟云中的路径,同时也对人类的道德标准作出了最高要求。换言之,诗人都在以一套近乎完美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世界。
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诗人的终极使命便是要指摘出全人类的人性弱点和全世界的社会弊端。具体到我们时代,则是要在作品中体现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
七、中国曾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充满荣耀和光辉。而今,面对当下多元化语境,诗歌被日益边缘化的现实。设想,一个没有诗歌的年代,没有诗人的年代,那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诗人和科学家是人类想象力的双璧。如果没有诗人,人类的想象力势必折却一翼,接下来我们的美学感悟,灵视体验的纽带也会因急速的下坠而零散、寸断,而后的撕裂和沉沦将是无比惨痛的。
诗歌之所以在今天被边缘化,究其因,在当前商业大潮,娱乐飘风的波及下,诗歌从寂寞的,形而上的高地降落,开始与流行小说,影视剧本攀比商业、娱乐价值,其结果只能是惨败后逐渐淡出各种“粉丝”的视野。污秽的地里容易滋长生物,而清澈的泉水里往往难存鱼类。前面我已经说过,诗歌是一门纯粹的艺术。和流行小说、影视作品比起来,我们应该看到她在更高层面所体现的价值。
此我想简单谈一下信仰问题。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后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上统治者已经将宗教信仰的大门锁闭,当然大家可能会提到儒教和民间的各种泛神论信仰,但儒家缺乏超越界,很难称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民间的泛神论比较零散、随性,也不具备形成一个宗教的条件。至于后来大家津津乐道的“儒道互补”其实只是一种文化内涵。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用美学信仰或诗学信仰代替宗教的国度。也就是说,中国从两千年前起便是一个视诗歌为宗教的国度,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有论及。
秦汉以前的周代,朝廷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那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懂得用诗歌调整人类的自身行为,诗歌所蕴涵的宗教性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到了唐代,诗歌的宗教特质得到进一步体现,这个时期社会升平,信仰自由,同时诗歌空前繁荣,成为社会各阶层都乐于接纳并积极参与的交流形式,各种宗教思想在行行诗词歌赋中交汇、混凝,最终溶为一炉,诸类与宗教相关的信念与经验都被诗歌统一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好道的李白,尊佛的王维,儒家忠实信徒杜甫,他们都以诗歌为载体阐述宣传自己的信仰认知。读者阅读这些诗作,就与读《禅经》、《道德经》、《圣经》所感无二,内心祥和安宁,身体周围充满了光。并自然地生出敬畏与崇拜。在信仰严重缺失的今天,或许我们应该重视诗歌的宗教功能以及诗歌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平衡调剂能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八、眼下,一部文化史诗《青铜调》让您倾注了最多心血和积淀。在您以后的创作中,它会被超越吗?历史记忆和文化寻根还会成为您诗歌的主题吗?
历史记忆和文化寻根,龚奎林先生这个提法很准确,关于拙作《青铜调》的诗歌主题,还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表述——在暗夜荒城追觅青铜之光。为什么用《青铜调》作为书名,尽管商周已远,秦汉已远,那些沉睡在黑暗地层里的青铜,透过千年时空,仍然烛照我的精神生活。在我困入孤独,或者陷入迷思,在不管多深的黑夜里,只要想起那些地底的青铜,便有一个个碧绿剔透的灯笼升上夜空,如同壮丽的天体朗照我看清脚下的路。华夏文化与历史过往始终会是我的诗歌主题。
尽管一些朋友认为我不可能写出比《青铜调》更好的作品。我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过早给自己囿定一个创作的上限不是什么好事。但一部作品能否被自己超越。超越与否的标准很难界定。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好的作品是什么,更好的作品又是什么。白居易的诗村妪能识妙处,这固然是好诗,但赫尔博斯的一些诗作连高级知识份子也难解其意,同样也是好诗。其实一部作品也和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有自己的命运。一部作品所面临的困境有时候更胜人生坎坷。很多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如同昆山之玉,灵蛇之珠,问世之初无人识得。而我们时代也有不少这样的佳作,她们犹似匣剑帏灯,深邃、冷凝,目前不一定能为同时代的人认可欣赏,但其炫然华光早迟能照亮未来文坛的殿堂。
事实上超越以前的作品也并非是我今后创作的惟一目标。完成青铜调之后,我更改了笔名,对此很多朋友表示出不解甚至提出难以接受,我想改名的举动大概可以归结为一种创作理想,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我需要和她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审视、反思。在抒写下一些文字时,尽量使用全新的笔墨,尽可能少受上一部作品的羁绊。要敢于摈弃从前作品里所用到的章法、形式,眼前不要总是浮现自己以前经常用到的意象,要从一棵老树的阴影下走出来,手植另一棵树秧,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新人,写出更多的新意,这样的写作会无拘无束,这样的写作或许将收获更多的喜悦。
诗人简介:
谢长安(1981—):原名谢世纪,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诗代》诗刊执行主编。从1995年以来,一直坚持独立创作。出版有诗集《少年乔的理想》、《狼的爪痕》、《逐鹿者》等,并著有长篇小说、电影剧本多部。代表作有短诗《故宫钟表展》、《大梦隐入苍穹》等,组诗《出巫峡记》、《仰望星空》等,文化史诗《青铜调》、《睡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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