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是另一种诗意的革命

　　答诗歌报网站飞雪、无哲等提问

　　问=飞雪 无哲 答=曹喜蛙

　　我是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性格贪玩、恬淡，一方面又喜欢读书，但是对考试没有感觉，感觉好时经常考前三名，感觉不好时可以考最后一名。

　　忘了是初中几年级的时候，快考试的时候，我每天不好好复习，就盯着老师什么时候油印考题，盯了几天终于在一个周日看见老师把带着油墨的蜡纸扔到厕所，我就约了两个爱一起玩的同学，到厕所把蜡纸捞上来，轻轻的在纸上给拓出来，基本掌握了考题，于是三个人躲在楼顶把题做出来。自然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分数都很高。于是老师拿我们警告别的同学：别看他们几个贪玩，但脑子好使。

　　我非常喜欢读课外书，从小就订阅一堆杂志，写诗是因为读一本《天安门诗抄》，看了那诗觉得我也可以写，就在书的空白处模仿了几首，自己觉得还行，于是私下决定这辈子就当诗人，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这样怀着一个诗人的梦想，上完高中，没想到还没上高考的考场，就被学校自己的考试刷下来了。一生气，就回家了，想想当个诗人也没必要考大学。那时我是班干部，班主任问我你真的不考了？其实他可以让我去考的，实际上补习下随便也能考个什么学校，但我那时真的没那想法。

　　我回到家，家里人也不管我，我每天就在家自己看书、瞎写一气，有时到菜地帮家里干点活，但从来没想过当一辈子农民。父亲看我不上进，就让堂哥给我找份工作，大家都知道我文章写的不错，于是就安排在政府的一个办公室，主要给领导写讲话稿什么的。那个小县城很小，新华书店稍微有点意思的书都被我买遍了，就差那一堆马列的原著了。后来很后悔没有读马列的那堆原著。

　　借工作之便，我两次私自做主张把行程扩大，一次游览了武汉、长江三峡、庐山、重庆、西安，一次游览了武汉、杭州、南京、天津、北京。我到一个城市除了看名胜古迹，就是逛书店买书，每次回去都买满满一大旅行袋书，哲学、社会学、文学的，应有尽有。两次出差的机会我就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两个大圈，几乎跑遍半个中国。其实，后来才知道，这两次旅行决定我一生的命运。那时旅行的费用很少，要是现在估计够呛。

　　就这样，在政府的那个办公室，干了三个年头，不到三年，对机关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兴趣，于是租了辆车把自己那点东西搬回家，在家闭门读书，一读就是三年，把从外面买回来的书读光。记得就是从单位跑到家的那个年的元旦，我躺在炕上想：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于是当时写了几首小诗《葡萄树》等，后来寄出去就发在1988年第5期的《北京文学》上，算我的处女诗作了。这几首小诗很有感觉，比如有这样的句子“伊甸园/谁栽的葡萄树/我的眼皮儿/谁给染的蛇绿/紫黑的藤枝/让雨丝儿缠住/哪棵葡萄/没淋过苦雨”等等.

　　有一次在家给大姐说，我可能出去闯世界，大姐跟我很好，我干什么她都支持，她就说那你去呗，家里爹妈有我呢，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去闯世界。其实，小时候我就有个梦想，像当年的知识青年去延安一样，我也要去一个地方。记得曾经有一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村里的儿童节没有一点氛围，我就想希望有一年可以在北京过个六一儿童节。想起小时候这个想法，就决定去北京了。

　　那是1990年代初，一个诗歌的年代，北京经常举办诗歌活动，我就去参加《哲理诗刊》的一个笔会，当时就想这一去就不用回来了。于是，跟家乡的朋友使劲告别了一阵。那次笔会评奖，一等奖就是我的组诗《核武器与癌》，里面最精彩的句子很多人都记得“夏天的深夜/醒着的人/与睡着的人/一段距离/是蟋蟀”。

　　有次在北京参加诗会,认识了湖北一个女孩,后来她从湖北找到我山西的家,我们在一起几年.她吹牛说她一个亲戚叫李青萍,是个大画家,认识徐悲鸿等等,我从来没有信过,那时没有网络搜索,否则我就信她了.这个湖北女孩也画画,学的李青萍,给我们家墙上画了一墙,后来很多年我没有回家,到家还能看见那一墙的画。

　　那次到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是没有呆住，也不好意思回家。有个诗友苏志强在石家庄空军当兵，我就跟他跑到石家庄待了几个月，他在空军医院的厨师班，所以我每天都有饭吃。后来，因为打架苏志强被关了禁闭，正好赶上退伍的机会，他就退伍了，退伍后他就回辽宁盘锦了。我就只好回山西了，好赖在外面待了几个月，也不脸红。

　　回家后，还是在家读书写作。突然，有一天苏志强给我来信，说他到北京工作了。原来，他回去后分配在辽河油田，辽河油田在北京有办事处。他又被调到北京的辽河油田办事处炒菜。于是，我收拾行囊又跑到北京，投奔苏志强。

　　在北京，苏志强在青塔给我租了间民房，我们就一起弄了个编辑部编诗歌，为此我还专门跑到山西通过周折到公安局刻了一枚编辑部的公章。后来，嫌编辑部太小，费尽周折又弄了个中国诗歌教育研究会，挂在耿飚的一个国家级社团下面。那时参加过丁慨然组织的一些诗歌活动，有次跟俞心樵认识，跟他跑到北京大学、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后来俞心樵出事，被国安弄走，判了7年。其实我自己也出过事，只是关了不到半年，出来后多了个心眼而已，其他没变。

　　不管编辑部还是研究会，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后来就安顿在旧鼓楼大街前马厂胡同一个地下室旅馆，那时同一条街上的诗人很多，人数最多的是西绦胡同的中国新诗讲习所，后来改为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后来他们搬走后我也在那个地方住了很长时间。那时候，在那条街上随便打听下，都能找到几个诗人。现在的中国诗歌万里行的祁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商震、《荣宝斋》杂志主编的徐鼎一、《现代青年》杂志的负责人雁西、中央电视台的朵生春以及跟我一直很亲密纠结的黄以明、李青松、艾若、袁鸿等都是那一群人里的。我在前马厂胡同的小旅馆帮他们干一些杂务，老板给我一间过道里的小木屋免费住，不拿一分钱工资。好处是全国来的诗人、画家、演员，我都有权利给他们五折优惠，记得那时每天都能接待到诗人什么的。

　　在地下室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尝到人间的悲苦，我自己选择的我认了，但我不想让其他人也走这条路。那时的诗人、艺术家都类似职业革命家一样，生存、理想、现实都很纠结，常常崩溃，后来的社会越来越开放与当时这些人的“对生活的、自由的革命”也分不开。记得我接待过一个山西忻州的高中生，也是喜欢诗歌没有考上大学，我跟他聊天劝他还是把大学读了，后来他经过补习还真考上了大学，后来当了老师还专门给我写过一封感谢信。

　　那时，尽管没有什么钱，但是每天还是使劲、疯狂的读书，经常在一些书店读书，比如三昧书屋、三联书店、王府井书店等，也拜会过不少诗人、作家，记得艾青去世时我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在艾青的灵前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到北京医院看望过临终前的大画家吴作人先生，那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那时也与美术界一些前辈交往比较多，比如肖淑芳、阿老、王一新等等，所以后来也参与美术界的一些活动，因为文章写得好，后来也应邀写一些美术类的文章。

　　后来认识了从重庆来的女诗人怀宗，我给她编了本诗集《红蜻蜓》，还帮她在书市卖诗集，我把在地下室住的一帮女孩子（他们是在五星宾馆做服务的，比如三陪啥的）请去促销，所以诗集卖的很火，很多人都不相信。怀宗女儿在瑞银华宝上班，出了点事被国安弄走了，我跑前跑后，所以后来跟怀宗关系很密切，后来她先去了美国，再后来她女儿也去了美国，她去美国后资助我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了研究生，正是在人民大学我开始研究虚拟哲学，也就是后来的互联网哲学，后来出了一本书。

　　后来我在北京开了个策划公司，做了一些活动，但挣得没有花的多，有一阵子资金链断了，外债不少，非常苦闷。正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做策划的黄以明不愿意干那份工作了，想跳槽，于是把我介绍去顶了他那份工作，这是我后来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从那我的境况开始逐渐变好，先后担任《旅游中国》周刊的总策划、副主编，《环球游报》的总策划、品牌总监、编辑部主任、主编、总编辑等等，干旅游应该还是在山西的那两次出门旅行的种子。后来在旅游界就混出了点小名堂，还把不少诗人拉到旅游界混饭吃，因为写诗不挣钱，但写个旅游策划是可以换钱的。后来主编过《中式生活》等对传统文化关注的杂志，也因此后来被挖到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

　　期间，一直研究互联网哲学，还创办了一个起哄网，诗歌报站长小鱼儿那时还给我做过链接，历经10年，每年节日、假日都在家改稿，因为我在旅游媒体，平常老出去旅游，所以节假日人多除非有人邀请，一般都不出门躲在家里，到2008年出版了《赢在互联网》。

　　最近这些年，诗歌写得少了，但美术评论写得比较多。自由性强了，革命性差了，日子好了，女人换了一堆。不是我花心，是人家都嫌我不成熟。

　　那种诗人的敏锐还一直保留，是我生活的所有。

　　（本文是2010年年末诗歌报诗人专访的旧文，此次有删节补充）

刘智峰 油画 《城》

刘智峰 油画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