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散文的诗性精神

一、 于坚散文对诗性精神的建立  

    于坚在诗歌写作中对诗性精神的追求，冷静而清醒。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变化、多元共存的时代，他认为过去时代为革命、理想、和浪漫主义而“呐喊”的诗歌精神已经结束。“作为自己时代的逆子，北岛们是那时代最后一批诗人。”在新时代的诗歌中，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的角色，而是读者的朋友。这种角色的置换，使诗歌从天上回到地下。也使诗歌从意义的载体回到语言本身。它所传达的是诗人生命真实的体验。诗人和读者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不再是说教、指令式的布道，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交流。
    于坚散文可以看作是他的诗歌精神的延伸和发展。他的散文和诗歌写作一脉相承，是另一种文本的实践。于坚认为，诗性精神不再是英雄式的传奇冒险，而是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因此，他的散文传达给读者的是作者真实的生命体验、内心历程的探险。和以往的散文风格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戴上人格面具，只展示给读者崇高和伟大。他裸露给世界的是普通、平常甚至卑俗、变态，然而是却真实具体的灵魂。真正从写作实践上体现诗的翅膀如何“从天空回到大地”。他的长篇散文“住房记”“装修记”，展示给读者的都是小人物的庸常人生，人在现实利益面前无法逃避的卑微琐碎。而在从前被文字所制造出来的幻像中，诗人们似乎都是长发飘飘，浮在空中，只会说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崇高话语。恰恰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脚下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和大地上那些具体、生动、可感的事物。于坚的散文，重视的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和可视性，他说：“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重建大地的尊严，让被遮蔽的大地重新具象、露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前提下，他的散文视点与众不同，他追求的似乎是返朴归真的美。他的民间写作立场，他的“在场者”的身份，使他的散文在貌似粗砺的外表下，透视出日常生活的纯朴、细致。翠湖边一个牵狗的女人，或者一只从天而降的蜻蜓，校园里的几个水泥树桩，都能在他的散文中闪烁出异样的光泽。
    没有升华过的生活，是缺少诗意和激情的。在去掉华丽的遮蔽之后，生活的坚硬会让诗人的心灵倍受折磨。在于坚“为医院当采购员小记”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卑琐的生活现实中，诗意是多么奢侈的字眼。医生一句命令性的话语就可以将人生的诗意消解得全无踪迹。为一支救亲人的针剂，诗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奔走穿梭，“被红灯第十一次折断翅膀”，还要对医生的责怪装出白痴样的笑。生活毫无诗意，但诗人的心灵却鲜活生动，从平淡无奇中发掘出人生的荒诞与无奈。传达出的却是庸常人生的共通经验。
    在他那篇堪称长篇散文的《昆明记》中，对老昆明日常生活的复原，更是达到了厚重绵密的效果。在云南当作家中，于坚是少数以留恋的心境对老昆明作全面回顾的作家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作者不是地方志式的态度写作，而是侧重表现老昆明在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所刻下的印记。它也没有以史家的眼光去关注昆明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重大的人物或者事件。这篇散文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生动地再现了老昆明鲜活流动的日常生活场景。它们以最枝微末节的方式扑入读者的视野，比如“一只锅正在炖着红烧肉”“一个家的炉子上正支着一支煎中药的瓦罐”“从某个门洞里可以看见一个老太太和红木家具”“另一个门洞里坐着一个正在腌红辣椒的媳妇”。正是百姓衣食住行这些令人亲切的事物，构成了老昆明最生动具体的生活实景。这里有满面皱纹的老祖母，有家族绵长的历史，有少年成长的一串串深深浅浅的青春脚印。还有老昆明那令人心醉的民俗风情画卷，展示出清明上河图式的丰富与深厚。日常生活在于坚充满诗意的描述中，体现出前所末有的感人魅力。
    读过这篇散文，才会明白于坚对老昆明的眷恋来自何处。当他面对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时，为何会有那样深沉的焦虑感生出。在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看见被别人忽视的东西：建设后面的破坏和衰败。钢筋水泥对民族文化传统、对人的创造力、想象力的阉割。他要坚守的是生活的日常性和人的基本审美需求，即“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
    于坚散文对诗性精神的建立，是卓有成效的。他为读者成功开掘了日常生活的本质内涵所包含的诗意和美感。他的一贯态度就是：回到常识，回到日常。所以，他的散文自由、浪漫而不飘浮。为当代散文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内容，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二、于坚散文的艺术特质
    于坚的散文充满智慧的语言，精采的细节，舒卷自如的结构，在有效地还原事物本身的力量、趣味和深度方面，体现出智性的光彩。他因此而成为一个有深度思想的、妙趣横生的现场生活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也使他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进程中，有了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让诗的翅膀从天空回到大地，首先要让语言从所指回到能指。或者说让语言回到日常生活本身，不再仅仅是某种意义的载体。散文作为一种自由的文体，它侧重于生活的细节、碎片和局部，是以平常之心对个体生命的存在、生命环境的关注。所以，它的语言也应该具有日常性的特征，体现出其平易近人的亲和力。而不应该在语言上附着太多深奥的意义，造成读者阅读理解上的多重岐意。于坚在诗歌写作中的艺术追求，同样体现在他的散文写作上。他的散文语言平淡朴实，而又不乏智慧的光彩。而且延袭了诗歌中那种备受争议的“口语化”特色。在于坚的诗歌中，“口语化”引起争议，是因为它的“非诗”化倾象让很多习惯了在诗中抒情和使用隐喻的人不能接受。所以他的代表性长诗《零档案》才会在诗坛引发争论。而在散文写作中，口语化特色恰好切合了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琐碎具体的特色。对再现事物的细部、碎片，有效地还原事物本身的力量、趣味和深度方面，体现出智性的光彩。他因此而成为一个有深度思想的、妙趣横生的现场生活事件的忠实记录者。
    于坚散文注重具体、常识、现场、细节，让写作回到事物本身。他采用口语化的语言表述方式，对生活场景进行再现和复原，把一些被岁月遮蔽了的局部呈现在读者面前。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熟悉而又亲切的感受。这和他青年时代从事的工作有关。于坚最早参加工作是在工厂的锻铆车间做工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特别用心，才能既制造出合格的产品又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他的写作是“看见”生活，而不是想象生活。他的散文语言力图采用一种原生态的口语形式，来达到强化生活本质的目的。比如在他的《寻找母亲》一文中，有一个仿佛是很随意的开头：“那天下午我忽然想吃母亲腌的牛干巴，就回家去了。”并没有一般散文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雕琢，不过是在叙述一个回家的极平常的理由。在他的《运动记》《治病记》《住房记》《装修记》这一系列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散文中，口语化特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治病记》，再现的是普通百姓琐碎庸常的生活，对药品的迷恋，对医学敬畏的态度，以及生活中无师自通的一些自疗方式。文中对老干部老彭收藏的药品不厌其烦地罗列；对父亲学习中医的细节也写得细致如微，还有对普通百姓看病的过程描写，繁琐得有如现场写真，却不让人感到厌烦，反到有一种鲜活亲切的感觉。这大约和作者的民间写作立场以及对诗性精神的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从这些看似庸常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民间生活的生动细致和无所不在的乐趣，并把它们传达给读者。
    语言的口语化，不等于无节制的罗嗦或者重复。高明的写作者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试验的手段，从中来寻找写作的另一种出路。看惯了那些精致到雕琢甚至做作的所谓经典散文的语言，再来读于坚散文，确实有让散文从空中回到地上的亲切感。那些仿佛是脱口而出的语言，质朴无华，有着山泉一般的质感。在《老友》这篇散文中，于坚描绘的是外祖母和乡下杨大娘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两个老人每年一次的会面，有如一种仪式，讲着软糯的昆明话，问候一句“您家咯好好的？”另一个答：“好好的，好好的。”这种充满纪实色彩的语言，却让人读后心灵为之一颤。于坚的诗人身份和诗歌的写作经历，使他对语言有一种执迷，他所追求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事物本身，体现出语言自身“柔软”的特质。这种“柔软”和他所面对的日常生活，是吻合的。
    作为诗人的于坚在散文中，还延续着对诗性精神的追求和建立。他的散文语言在坚持口语化倾象的同时，还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意，在那些看似“口语”的语言背后，隐藏着智性的光彩。他并不是一个原生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是诗人，是作家，是语言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还原”事物的同时，他还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直抵事物的本质。一篇絮絮叨叨的《治病记》，在琐碎中不忘记幽默调侃，揭示的却是百姓生活的无奈和韧性。《装修记》，则把当代中国人在居住上所经历过的焦虑、困境、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用调侃的笔调，为我们生动细致地刻划了这一尴尬的生存现状：计划经济时代，由分房而导致人性的压抑，变异，对人格的贬损。如文中作者的朋友老巴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我们无法证实老巴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但是他所承受过的一切，就曾经是很多中国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对人性和人的复杂心灵世界的关注，使他口语化的语言形式，在貌似轻松的叙述中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意义。于坚对语言的探索是坚韧和固执的，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他的散文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为当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文本。
    于坚散文的细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局部和碎片，看起来好像信手拈来，其实是经过精心选择和安排的。只是安排得自然，没有人工的痕迹，能很好地表现生活的情趣或者本质。比如《住房记》中，描述一家人分房的喜悦，“一家人高兴得像分到天堂似的，讨论如何布置房间就讨论了几晚上。别人家都是用油漆刷墙裙，我家也刷；别人家都是用油漆刷客厅，在卧室铺地毯，我家也是；别家把窗子敲掉改成铝合金的，我家也改。”把老百姓分房的喜悦通过盲从、跟风式的几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在《哥布的父亲》这篇短文中，于坚用了一个“摸”的细节，把一个初次到省城的哈尼族老人的神态、心态传神地表达出来。“哥布领他来我的家，他不仅看，并且一样样用手去摸。他摸摸我的电视机。摸摸我的床。摸摸我的锁。摸摸我的浴缸。摸摸我的抽水马桶……然后走了，他回到他的故乡去。”类似生动的细节在于坚散文中，比比皆是。《昆明记》中老昆明的日常生活正是通过许多和吃穿住行有关的细节，弥漫出浓烈的人间烟火气息。它们之所以有让人感动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细节都是经过作者心灵抚摸，浸润了情感甚至心血的生活碎片。它们和作者的成长记忆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细节是于坚散文的血肉，是他具体地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的散文诗性精神的根基。使他“还原”生活的目的得到具象化的体现。
    于坚的散文以其执着的创造精神，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散文中对诗性精神的追求和建立，使他的散文超越现实功利，不是在观念和流派的制约下写作，而是自由开放心态下，心灵对大地以及大地上朴素事物的抚摸。作为一位诗人，他“拒绝再与那些少得可怜的所谓高尚人格面具认同”，坚持民间写作立场，为当代散文提供了新的审美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全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06、4

                            （本文有删节）

   附：2005、5、29，于坚在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办诗歌讲座时，为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尚义街六号》。

     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邹彪、王雅琦、张明昆在于坚面前朗诵于坚的诗。

   这是在安宁温泉的散文研讨会上，左起：潘灵、于坚、宋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