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传播学意义

中国的史学在汉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以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传记文学为标志。司马迁《史记》对于传播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人物传播学。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它是人物传记的鼻祖，《史记》重视人是历史的中心，是历史进程中的动力。其次是他继承了以往史官“仗气直书”的传统，形成了“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特色，这种实事求是的著作态度对于我国当代传媒工作者发挥其舆论监督职责的借鉴意义。

一，对于人物传播学的意义

在司马迁之前，没有专门的人物个人传记，之前虽然也有《春秋》《左传》《国语》《尚书》等历史著作。但多是以“言”和“事”为记录方式。这种记录方式多是对于史料的单纯整理，没有系统的总结，割裂了人与事的一致性，使人生命作为活生生个体的整体性被分解。这正如王伯祥《史记选．序例》里所说的“司马迁是中国文学上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历史，历史是脉络和方向，历史的中心是人物，人物的重点是其思想。司马迁意识到了人物对于历史的重要作用，在《史记》中他第一次运用纪传体的表达方式，将人作为第一位，以人物带动历史事件的 向前发展。在对人物的选择上他也进行了筛选，人物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每个阶级。在他的笔下主角不只是王侯将相，还包括那些以往史官弃而不记的下层人民，如反抗精神的陈胜吴广，富有智慧的商人陶朱公子贡等，勇敢无畏甘愿自我牺牲的刺客们，还有倡优，医生等等社会底层人民。这与人物传播学“传播谁？传播每个人”的精神一致统一 。司马迁对于各阶层人物的记录，说明司马迁肯定广大人民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早在夏朝的时候就开始设置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古代的史官制度其作用是记录时事，尤其是国家政治人物的言行，并由史官对文字资料进行保管整理，古代史书大都是这样删减选择资料而成书的。司马迁则是将官方资料和民间传说相结合，并对后者进行实地考证的记录。这样就使得记录的完整性得以保证，使人物变的得丰富，多元。这也正是人物传播所具有的“传播每个人”的特性。以人为本，每个人都是传播的对象。

司马迁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记录。透过《史记》我们看出他是深切同情并能站在下层人物的角度对统治阶级进行批判，同时为卑微者进言。在写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他肯定了“官逼民反”和农民起义的正义性，认为他开创后世对于暴秦的反抗，汉代的建立也是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于是将陈胜放在了”世家”里。在写刺客时他刻划了他们的侠义精神，使荆轲，聂政，豫让等人物可歌可泣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下层人物的反抗精神对于封建势力的打击，也给了人民鼓舞和激励，使人民有了更多反抗和斗争的勇气。司马迁不仅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同时也向人民传递了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精神，可以说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和建立起来的。当然，司马迁史学的意义也不只在于此，他在传递价值观的同时也起到了维护社会道德和礼法的作用。史官是理解社会道德体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职责，除了记录事实，更主要的是维护和引导社会价值体系。史官有着独立于皇权的权限，“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王侯的言行举止进行监督。使得君王臣子言行必须谨慎。韩愈说“垂诸文而后世法” 前代史例也成了后世政治，行政管理，赏罚律法的范例。在我国古代是德治重于法治的社会，国家以圣人言行来规范人民，史学家正是将这种道德价值体系灌输给人民，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来施行教化。《史记》很有效的将这些价值观传递给了人民,《史记》塑造了一大批经典的人物形象，几乎每个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司马迁要突出和褒奖的一种精神，同样对于每一个奸臣佞官都表达了批判。司马迁的这种不偏不倚的记录方式也含蓄的暗含了其深刻，爱憎分明的价值取向，这正体现了人物传播学“传播什么？传播价值!”的目的。

二，“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舆论监督的借鉴意义

对于司马迁“仗气直言”的记录方式班固在《司马迁传》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因为史官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古人治史大多坚持已见，这难免造成记录的种种误差。司马迁在随父亲到长安后曾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尚书》这使他年轻时就熟知治史知识，也形成了他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解和体会，特别是对于《春秋》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部“贬天子”的著作，使他形成了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得到启蒙，让他日后摈弃了“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错误方法。当然，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治史态度也不是只有司马迁所特有。从我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史学大概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春秋及以前从巫师到史官的设立，这个阶段史官的政治地位高，独立权限不容置疑。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齐大史因崔杼弑君而成的惨剧，及晋灵公时史官董狐的坚持立场。第二个阶段是秦汉以后，，虽仍保持着独立权限，但是政治地位却下降。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的那样：我的祖先并没有获得封王赐侯的功勋，掌管文史书籍和天文历法，地位接近于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本来就是被皇上戏弄、象乐工伶人一样养着，为世俗所轻视的。这个时候的史官地位也不过如倡优一般。第三个阶段是唐朝之后，特点是史官的独立性下降。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由我国史学的历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记录方式传承了秦汉以前的治史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近代史官的工作被新闻工作者取代。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词》中说：“今史官既废不行，代有日报”作为记录事实，指导民众的新闻工作者，这也是梁启超在主编《清议报》时强调的：“史家精神”所要求记的不仅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客观叙述，而且需抽绎发明事实中所蕴涵的意义指导国民。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对于司马迁的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文风和骨气也正是当代传媒人需要学习和继承的。古代史官只对事实负责，秉笔直书，对皇帝及大臣的言行进行监督和暴光，从而对其言行形成修正和指导。正是这样的气魄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历史，他们的精神让我们尊重，而今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履行的职责亦是如此，徜若我们不实事求是只是一味的粉饰太平，欺上瞒下那也就失去了它作为群众喉舌的舆论监督意义。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可避免要触及一部分团体和个人的利益，新闻媒介对于自身定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坚持自己立场和职业操守，在合理利用自己权利的情况下，履行自己的义务，有效行使自身作为人民意愿的表达者，政府工作的监督者权力，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从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到现代新闻学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不论是史官还是新闻工作者，仅仅靠自己的“不虚美，不隐恶”是远远不够的。新闻工作者自身弹性较大，监督与被监督是双向的，需要双方品质的保障，偏重于任何一方都起不到舆论监督的效果，这也要求我们的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法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只有保持新闻媒体的相对独立性才能真正有效的进行舆论监督。

《史记》除了其史书属性外，司马迁也同时给予了它弘扬“真”“善”“美”的精神内涵。这主要表现在它在现了真实的历史，这是《史记》精神之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史记》精神之善；文字语言简练富有浪漫色彩是《史记》精神之美。如今，在浩瀚的史学著作中《史记》仍是最为光芒万丈的一个。这除了它优美的文学观赏性外，更多是因为它传递了一个史学家真实朴素的唯物史观，那就是以人为本，弘扬进步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他实录严谨的精神。这些是当下我国新闻工作者需要借鉴和改进的地方，而《史记》的传播学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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