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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首届新城市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陈劲松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这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其《看不见的城市》中，关于城市记忆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记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状的形象描绘。或许，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已达到密不可分的地步。看看下面这份数据即知我所说并非虚妄之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就意味着，21世纪的今天，已有至少7亿的中国人居住于城镇。而我自己，正是那庞大人群中的一个。我生活的城市叫深圳，一座新兴的移民之城。这座城市接纳了超过1000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流动人口，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农民工”。每天，当那些行色匆匆的陌生人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喜欢并融入了这座城市吗？如果仅仅为生活所迫，他们最终是否会离开这里？他们的下一站又会在何方？……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萦绕在我脑际。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新城市文学，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命题，因为德南刚才也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新的城市文学，新城市的文学。而这两者显然具有差异性。但无论是新的城市文学，还是新城市的文学，它最终的落脚点，皆在“文学”二字之上。文学是人学，新城市文学的表现对象首先是这个城市中的人，只有从“城与人”的关系出发，我们的讨论才更有目的性和意义性，因为谈到新城市文学，无非就是三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是新城市文学？为什么要书写新城市文学？怎么样去书写新城市文学？这些问题，简而言之，牵涉的其实是“城与人”的关系。若进一步思考这种关系，不难发现其背后蕴含的巨大容量。

    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存在着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谁主谁从，甚至谁是谁非的论争。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我以为对其进行非此即彼的评判显得毫无意义。相较于乡土文学将近一个世纪的主流地位而言，城市文学的从属地位长时间内似乎难以改观。这固然和中国社会某些特定因素有关，但必须看到的事实是：自诞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就呈现出与乡土文学截然不同的风貌。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叙写上海都市生活和市民生存状态的小试锋芒，到20世纪30、40年代众声喧哗的黄金时期，再到20世纪80、90年代的重新绽放并蔚为大观，中国城市文学犹如郑板桥《竹石》诗中形容的那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始终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方向和园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新月异，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大型城市走向成熟，城市文学更是出现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新景象。不过，和我们今天所谈新城市文学不同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或文学期刊更倾向于以“都市文学”来指称。譬如，早在1985年，《广州文艺》就开设了“都市文学”专栏，《特区文学》也在1994年打出“新都市文学”的旗号。

    我对今天的讨论更感兴趣的，是作家怎样去书写新城市文学。对于新城市文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验，关键是怎么去写它。刚才蔡东说到了作家薛忆沩，我认为他就可以代表新城市文学的写作特点。薛忆沩的小说既古典又现代，他总是不断追问生活的意义；张扬生命的尊严；找寻过往的温暖；体味人生的悲凉；思考命运的归宿。这些书写，当然与他的个人气质与偏好有关。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谈的。我非常认同弋舟的观点，即城市文学代表一种城市的气质。城市的气质是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城市精神，一种城市意识。城市文学应该反映这种城市精神和意识。在此，我想以另一位作家邓一光为例，来谈谈我的看法。邓一光南下深圳后，这两年写了不少以深圳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譬如《宝贝，我们去北大》、《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罗湖游戏》、《深圳在北纬22°27’～22°52’》等。他以小说的方式持续追问着“我是谁”，通过悉心观察这座城市中的卑微生命，深入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无论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还是《宝贝，我们去北大》，抑或是《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都无比真实地写出了一代深圳人异乡生活的内心焦虑和现代化生活的精神挤压，并由此反映出他们对于身份确认的恐慌和灵魂归属的迷茫，以及对于主流文化的寻找盲区和盲从。通过简单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富有张力的小说语言，邓一光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生活。这种展现，体现了我对新城市文学理解的现代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征。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熟谙城市精神和意识的作家，并不是太多。很多作家也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他所具有的城市经验就非常有限，因此，他书写城市的时候，一方面，自己本身难以融入城市，和城市的关系并不融洽；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他关于城市的经验也多是道听途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反感另一种城市书写：千篇一律的性和艳遇，男主人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是大老板，女主人公要么是小姐，要么是二奶……没有一个正常或客观的视角，去表现这个城市中的人。看看我们生活的周围，并没有那么多暴发户，也没有那么多二奶，更多人在这里还是靠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去打拼、去创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我看来，城市给人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痛苦。前两年上海世博会就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所以，作家在书写城市的时候，一味去批判城市，不一定能见出这个作家多么高明，相反，以客观视角对待城市和城市人，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每个人都有选择到城市生活的权利，作家在面对今天千千万万城市异乡人的时候，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或居高临下去看待他们，一定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尽管在城市里漂泊，但他们有他们的幸福，在我们看来很痛苦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未必是这样。因此，对于新城市文学，我认为作家不能过多依赖自己过去那种写作经验，必须要有新的姿态、新的思考，去面对这个城市中的人。这样的写作，哪怕不是我们心目中满意的城市文学，起码看得出你在往这方面转向。既然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肯定希望和过去的城市文学有所区别。当然，城市是日新月异的，我们现在说新城市文学，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又成了旧城市文学。

    今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成全球化趋势，人类未来的生活与城市休戚相关。城市究竟会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带来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此，我愿抱以乐见的态度。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其《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同样表现出他对城市发展前景的乐观姿态：“无论我们对城市作何理解，近五千年来，它已经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节律，尽管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它的现实性被不断塑造和发生改变。对城市的观念必须不停地重新进行研究。这些观念固然是人造的、变化多样的，但正是通过它们才能解释过去，检验我们的现实感，并构建未来。而且，无论其是好是歹，城市终究是我们的未来。”正是这种乐观，让我确信新城市文学在新世纪定会迎来曙光。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以及作家为此付出的努力。

    因为没有太多准备，我就把我听了几位作家发言后的思考说一说吧，暂且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注：本文发表于《山花》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