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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城市认知史

——作家邓一光的小说深圳

陈劲松

    当代作家中，邓一光是一位难得的文学多面手。集诗人、小说家和编剧于一身的他，游刃有余地耕耘在多个文学领域。其小说作品，更因题材多样、风格有别而引人瞩目。从早期的《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到中期的《想起草原》、《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再到近期的《亲爱的敌人》、《我是我的神》，他的小说创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美经验。其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人，读来发人深省。

    与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小说一样，短篇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多数作品延续了其追问“我是谁”的思想主题。所不同的是，在背景设置上，邓一光选择了深圳作为展开故事叙述的根据地。而在人物塑造上，则由前者恢弘厚重的“英雄”形象，变为日常卑微的平民形象。如果说，前者是粗狂豪放、具有雄浑气度的家国史诗，那么，这部短篇小说集就像是温婉细腻、散发着都市生活气息的个人传奇。《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宝贝，我们去北大》、《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罗湖游戏》、《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读着这些小说，我感到如此亲切而又伤感。之所以亲切，是因为小说描写的是我熟悉的深圳生活；之所以伤感，是因为小说描写的深圳生活充满苦涩。工作的压力、婚姻的压力、离乡背井的压力，生存环境恶化、命运飘忽不定、理想遥遥无期，这就是邓一光笔下的深圳。透过他的小说故事，我看到的是繁华背后的辛酸，喧嚣背后的落寞，狂欢背后的孤独。当然，这种辛酸、落寞或者孤独的情绪背后，又还蕴藉着邓一光对于深圳、对于小说人物的温情和希望。此种复杂的意绪，无疑体现出作者对深圳生活的个人体验。他以小说的方式持续追问着“我是谁”，通过悉心观察这座城市中的卑微生命，深入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他才得以不断认识深圳，从而通过写作为读者提供一个小说中的深圳。因此，这部短篇小说集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个人的城市认知史。

    “小说中的深圳”，这是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的切入点与关注点。而“底层”、“压抑”、“漂泊”，则是解读其各篇作品的关键词。无论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还是《宝贝，我们去北大》，抑或是《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都无比真实地写出了一代深圳人异乡生活的内心焦虑和现代化生活的精神挤压，并由此反映出他们对于身份确认的恐慌和灵魂归属的迷茫，以及对于主流文化的寻找盲区和盲从。邓一光通过简单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富有张力的小说语言，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展现，尽管底层，却不肮脏、粗鲁或者野蛮；尽管压抑，却不消极、生硬或者沉闷。小说传达出生活、命运的不确定性，情感释放却非常有节制。深圳究竟凭借什么，让那么多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奔而来并且留下？他们眼中的深圳，到底是怎样一种姿态？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邓一光体认着，思考着，最终以小说的方式，写出了他的个人理解。也正因如此，小说集中的代表作《深圳在北纬22°27’～22°52’》荣膺《人民文学》2011年度短篇小说奖。

    由此我想，对一座城市而言，历久弥新的记忆可能不是日新月异的外在变化，而是曾有的文化，或者文学。“小说中的深圳”，只是作家接近这座城市的一个角度，亦如小说中的北京，小说中的上海，小说中的武汉，小说中的香港，小说中的纽约，小数中的巴黎……邓一光告诉读者，他的小说深圳，主要关注的不是这座城市中的权贵、白领阶层，而是挣扎于这座城市底层各个角落的小人物，不仅要写出他们的生存状态，更要写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以为，这种写法是值得肯定的。在很多作家那里，当下城市文学的一大弊病就是写到城市总是负面多于正面，或者带有某种偏见，欲望、艳遇和性充斥其中。显然，深刻的城市文学写作，关注的应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人面临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惑。无疑，这是值得每一位书写城市的作家所要认真思考的。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在写作中可以像一个孩子，有机会把握住自己，可以得意忘形、不躲闪。而你在现实中所有这些东西都做不到。”可见小说写作于邓一光的生命意义。在他看来，“好的小说，一定能经得住三个方面的追问：是否具有发人深思和有别于社会主流历史观的个人生命经验；对现实尽可能超越的程度；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个人生命经验、尽可能超越现实和丰富独特的想象力，这的确是构成好的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几大要素。以此打量邓一光对于深圳的小说创作实践，不难发现他对上述小说观的身体力行。

    （注：本文发表于《罗湖文艺》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