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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人性与残酷现实的冷静展示

——读陈应松近作两篇

陈劲松

    “写作是在迷茫和混沌中，在虚拟的冰凉的世界中捕捉真实生活和人间暖气的一场黑夜马拉松。”这场马拉松的主角，是作家陈应松。他近年来的文学实践，无疑成为新世纪湖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纵观他的小说创作，由现代主义而现实主义，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更加鲜明地反映出其作品特征，那就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直面生活现实，关注生存境遇，客观而又冷静地展示底层人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身体创伤。在他笔下，我们见不到歌舞升平，见不到太平盛世，与之相反，他持续关注并一再书写的，乃是时代变迁中的流离失所（包括失地、失业和打工），以及这种流离失所带来的乡愁、眼泪、失踪、寻找、思念、重逢和诀别。小说由此昭示的，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阵痛和一个群体的生存困境。

一

    1956年的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前苏联党报《真理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55年后，一个名叫陈应松的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同题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转载）。作者陈应松是否读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并因此受到启发，我无从得知。但两者却给我带来了同样的阅读思考，那就是，在剧变的时代面前，处境卑微的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洪流是否将一切不幸与苦难都冲到了弱小者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极其相似的写作指向：以写实的手法，描述普通人充满艰辛、不幸和眼泪的真实生活。

    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无比真实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来自底层的上访人物刁有福。刁有福名不副实，名为有福实则无福。小说开头就将他置于命运的多舛之中：从国有酒厂下岗后的刁有福，自己开了个小酒坊。然而一场大水，把什么都淹没了。两个参股人以为他耍赖，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两个人，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他母亲。他的不幸遭遇，由此开始。随后，厄运接二连三地到来。去医院诊治时坏掉了一颗肾，输血却染上了乙肝，遭母亲与舅舅毒打反被他们登报说“养儿不孝，母遭子打”。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想不到的是，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信访局建议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却因法院的袒护和草率输掉了官司。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眉目，他又阴差阳错地被选为上访代表，为以前厂里的下岗工人替天行道。在刁有福看来，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让他“必须上访，必须还咱们下岗职工一个公道，解决生存问题。上访就是把咱们的实情递上去，让上面知道，上访就是陈情，把问题搞清楚。上访就是给大伙一条活路。” 就这样，他只好一路去省里、进京城上访。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公道，不是活路，而是屡上访屡被遣返，落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更可气的是，遍体鳞伤的他最后还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入狱两年半。出狱后，他仍然想去上访。可是，刁有福去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响应。“大家看着他拄拐棍，风都吹得倒的样子，口里说你为大伙吃了苦，都有点避他。”连自己的妹妹也不留他吃饭，因为他有肝病，让他治好了再来。那一刻，刁有福面对茫茫大湖只想哭。倔强的他，决心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一番折腾后，当地信访局迫于上面的压力，部分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说的震撼力无疑是强大的。原生态的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让我感到压抑。从来都在写底层的陈应松，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写出了残酷的生活现实，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真相。刁有福的不幸遭遇，岂止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放眼当下，还有多少刁有福们，曾经遭受过、正在经受着、将要经历着同样的不幸？小说中的刁有福，自己下岗了，想凭借一点技能再混点生活，却处处碰壁。平时的刁有福，不说话，懒得说，因为“跟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就当自己是只蚂蚁，因为“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苦难”一直是陈应松文学写作的关键词。在这部小说中，他以无比真实的向下姿态，叙写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刁有福的遭遇固然只是个人遭遇，但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谁能说这背后牵扯到的，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刁有福的那些下岗工友们，现在都没有单位，日子过得苦巴巴的，“有的摆地摊，有的卖菜，有的捡破烂，还有的像他这样，回到过去的老家乡下，没田没地，比农民还不如，农民还有几亩地可耕。”有些人病死了，有些人自杀了，家庭的幸福远去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与此相反的是，“法官太轻率……随意性太大，又袒护报纸。”而派出所警察先生们包括各主管部门推脱责任的最拿手一句话就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干他的事了。难怪刁有福百般无奈之下想走极端。小说中，他和信访局官员的一段对话发人深思：“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作家，须臾不要忘记，文学除了叙写个人的悲欢，还应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表达一己之私的生活经验，更应关注广大世界的生存境遇。说到底，“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以此观照《一个人的遭遇》，其悲悯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结局耐人寻味：信访局这次不仅让刁有福过足住院的瘾，还答应了他不少条件，譬如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帮他儿子安排工作，贷款五万元给他恢复生产。于是，刁有福拿贷款的五万元回到村里，想继续养猪搞酒坊。儿子、妹妹、断了六根肋骨的前妻、前妻的弟弟重新回到他身边。“生活似乎又开始了。”读到这里，我那颗沉重已久的心稍微舒缓，眼前仿佛出现了童话故事里常见的一幕：从此，刁有福和他的家人（就像王子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于天真，还是作家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小说刻意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许，写惯了死亡的陈应松，此时面对刁有福也心有戚戚，充满矛盾。遭遇了那么多苦难的刁有福，无疑代表了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普罗大众，若他面临的唯有死亡，那余下的普罗大众将情何以堪？苦心孤诣的陈应松，面对底层的残忍和疼痛，虽有悲悯之心却无改变之力。事实上，他和广大读者一样，并不能为刁有福他们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出路，但他在思考着，探索着，尝试着。刁有福在绝望之后放弃了上访，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归于平静。在这场“个人”与“体制”的较量中，刁有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表面现象。两者和谐的背后，以刁有福的沉痛遭遇为代价。小说中，信访局的人曾对刁有福说：“政府和百姓都要互相体谅。你们不能提到当官的就都姓贪，官员们不能提到老百姓就都姓刁。现在官民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只是，这种误会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找到误会的根源，误会的化解不过是官员们或者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二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今天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正处于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背后，光明与黑暗同在，繁华和堕落共生，真实同虚伪并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何为？作家何为？陈应松认为，“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作家，他必须将自己交给与现实有关的一切。……作家在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欲望中，在身不由己的职业活动中，与现实拥抱在一起。”这无疑告诉我们，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与时代、人心和现实存在，不应抱有故意或无意的疏远与隔离，而要直面和深入。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说：“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

    短篇小说《送火神》（原载《天涯》2011年第5期，《小说选刊》、《小说月报》2011年第11期转载）让我看到了作家陈应松的确“与现实拥抱在一起”，他的文学姿态也的确是“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小说延续了陈应松惯常的底层叙述视角，且在风格上有所突破。故事主人公名叫大系哥，和陈应松以往小说中塑造的形象类似，大系哥只是个普通的小人物。不过，与之不同的是，这个叫大系哥的乡下伢，原本没名字，又没有读书，是个弱智，还神经。如此一来，大系哥的命运就难免令人牵肠挂肚了。倘若大系哥只是个一般的弱智少年，倒也罢了，偏偏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放火。小说情节的铺排，即从这里开始：“这伢！大人们说。这伢要把整个村子废了。”这伢并非别人，正是大系哥。村里所有人都恨他，只因他见啥烧啥，已经放了几十起火，村里的人便封他为“火神爷”。终于，放火惹下的麻烦，让“火神爷”的亲生父母万般无奈，只好求解脱，借口外出打工，一走了之，从此不再理睬。为对付“火神爷”，以村长为首的村里人，可谓费尽心机，大系哥也因此吃尽苦头。先是锁在村委会里，用绳子捆着；接着将他哄进城里找父母，父母却避而不见；随后，伺机准备将他丢到城里，让其自生自灭，无果，村长决定将他弄去福利院；于是，找福利院长，找镇委书记，找民政干事，找镇“维稳办公室”，却没有哪怕一个人愿意管他；逼不得已，思来想去的村民们只好盘算着让大系哥永远消失。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村民们以无比默契的“助杀”行为，使大系哥葬身于火海。至此，一个弱小无助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

    分析大系哥热衷放火的原因，一种可能性，因为少年成长期的叛逆天性使然，面对父母的遗弃和村人的捉弄，他借机报复；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他对此造成的后果全然不知，他只是喜欢放火而已，因为他是弱智。但无论哪种分析，此刻都是徒劳的，因为大系哥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残忍！那么，大系哥之死，谁之过？或者说，谁才是杀死大系哥的真凶？他父母？村长？福利院长？镇委书记？民政干事？镇维稳办？其他村民？或者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小说结尾，关于大系哥之死的描写实在是惊心动魄：“火这次是烧得有点邪乎。……是大系哥，是他放的火！他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浑身都着火了，是想从窗户里跳出来。这伢不怕火？三豆赶过去时，看到七八个男人手拿竹竿、棍子，去戳他，不让他爬出来。也许是大人们把他逼进火场的。大系哥这下就没法子了，谁叫他往火场穿的，那不是茅坑里打灯笼——找死。这伢儿不得出来，几次想爬出来，哀号声和柴禾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交织成一片，但那些人手持的木棍的栅栏就像窗齿，挡住了他。救火的人不救火了，看这个火伢在火里翻滚，火腾起来了，几下就把他淹没了。没有声音了。这时村长从黑旮旯里跑出来，捏着嗓子故意喊：‘救火啊，救火啊，你们咋还站着不提水去呢？’于是大伙散了。火还在一个劲燃烧，天都烧红了。”读到这儿，我的心情百感交集，有怜悯，有愤怒，更有无语。为什么？不过是一个弱智的孩子，再怎么着也还罪不至死吧？你们怎么就如此狠心、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剥夺他生存的权利呢？

    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尽管陈应松内心或许有着和我一样的愤懑情绪，但他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仿佛只是个旁观者抑或局外人，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个村里发生的一切，包括大系哥之死。我想，他的这种叙事姿态是对的。小说家的使命，是通过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塑造，带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而不是代替读者去思考。就小说《火神爷》而言，陈应松在冷静的叙述中，其实拷问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这出找不到对抗力量的悲剧中，社会缺位的救助体制已经沦落到一种怎样的尴尬境地？大系哥的命运是否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可能？该如何评价村民们默契的‘助杀’行为？”很显然，这场生与死的对抗中，力量双方并不对等，一方是弱智的孤身少年，另一方则是精神正常、力量强大的全体村民；而大系哥的父母、村长、福利院长、镇委书记、民政干事和镇维稳办等角色，实际上充当了大系哥之死的帮凶。表面上看，陈应松写的只是一个弱智少年面临的生存危机，由此反映的，却是当下社会对于数量庞大的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在物质救助体制和精神关怀机制上的缺位。诚然，大系哥放火的确给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剥夺他年轻生命的理由。在我看来，弱智少年大系哥之死，恰恰折射出这个社会自私、虚伪、愚昧的复杂人性和残忍、冷漠、悲催的生活现实。

    小说中，村民们封大系哥为“火神”，却又人人视他为“瘟神”，避之犹恐不及；因此，他们名为送火神，实则送瘟神。最终，瘟神如他们所愿，被送走了。只是，一旦想起火烧大系哥的那一幕时，村民们的内心，能获得长久的安宁吗？ 

三

    一直以来，从《松鸦为什么鸣叫》到《马嘶岭血案》到《一个人的遭遇》再到《送火神》，陈应松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思想与精神的可贵品质，分享着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内心承受的深重苦难。他不啻做这个时代真的猛士，摇旗呐喊，奋勇前行，犹如鲁迅所说，还“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文字，充满正义，富有铁骨；蕴含力量，贯注思考。残酷里包裹柔软，深刻中透出悲悯。真实而又丰沉，复杂而又丰厚。在丰富的内容表达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

    在陈应松看来，“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准此，《一个人的遭遇》和《送火神》既是他上述小说观的写作实践，也是其具体表现。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读出强烈的生活真实感、现场感，充满力量，蕴含复杂，让人疼痛。他还认为，“文学创造的激情来自于愤怒、警醒和不满。”正是这种愤怒、警醒和不满，让他一直试图贴近底层，关怀人性，表达悲悯，也让我在他的小说中，充分领会到文学的神圣和艺术的尊严，充分感知到文学的骨气与小说的精神。

    批评家谢有顺曾说：“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很多的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一个文学写作者，倘若没有开阔的胸襟，没有悲悯的情怀，没有高远的文学抱负，没有坚定的文学信念，是决然写不出触动灵魂、让人有痛感的作品来的。当我理解了陈应松的小说观，看到了他为此所作的努力，并读到了他近期的一系列作品时，我坚信，无论时代的风貌如何变迁，也不管文学的气息怎样流转，必定还会有一些作家，以直面现实、正视苦难、深入真相的勇气和自觉，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引领时代精神走向的开掘者，且用他们的良知和道义，唤醒我们的悲悯之心，拯救我们的迷途之魂。

    （注：本文发表于《汉水》杂志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