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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梦的坚守与生命之光的绽放

——读夏泽奎的《向日葵》，兼谈一种写作理想

陈劲松

一、从竹山到佛山，文学伴他如影随形

    我没有去过竹山，也没有去过佛山，但我却打心里对这两个地方生出好感。竹者，岁寒三友之首也。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一枝一叶总关情，岂不快哉！佛者，修行参悟之道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故而，生于竹山者，或能沾染些许竹的气节与傲骨；生于佛山者，或能浸淫些许佛的觉悟与虔诚。

    令我羡慕的是，居然有人既能生长于竹山，又能栖居于佛山。此人便是夏泽奎。“竹山黄栗的夏家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吸收了竹子的灵气后，“像许多南下寻求发展的人一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和作家刘凤阳从鄂西北来到了珠三角一个名叫‘北滘’的小城镇。”北滘地处佛山，绵延数百年的文脉让他在这里顺风顺水，生活之余也得以重温文学之梦。

    仁者乐山。山不在高。事实上，夏泽奎并非专业作家，他的职业和营销有关。在他看来，这要求自己积极地学会“入世”，而文学创作则要求他积极地“出世”。于是，他选择了在“入世”和“出世”之间转换自己的角色，并努力实现着平衡。“这种生活状态，犹如行走在两极的世界中，让我痛并快乐着。”不难想见，与文学为伍的夏泽奎，历经生活的磨难后，最终换来的是生命的绚烂绽放。

    这么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而对夏泽奎来说，文学之梦永藏于心底。从竹山到佛山，水千条，山万重，是文学的如影随形，一直伴他向前，再向前。我以为，有所坚守的人生是幸福的，文学或许不会让夏泽奎（也不会让我们）活得更富足、更体面，却一定会活得更充实、更自由。一路上，夏泽奎也曾犹豫过、徘徊过，甚至一度放弃过，但他终归还是重新踏上了这条精神之路，且义无反顾。当他继续前行的时侯，文学再次接纳了“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他。找到用力的方向后，他便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时而小说，时而散文，时而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短短几年间，他的耕耘终有收获。一部《向日葵》，是他跋涉于竹山和佛山两座外在之山和内在之山的见证，更是他倾心于文学的见证。

二、《向日葵》：生命与精神的自我流露

   《向日葵》是夏泽奎的第二部文集，囊括他近十年的散文、读书随笔和小说。从篇幅上来说，虽多为短章，却贯穿了他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其中，有他对童年、对故乡的难忘记忆，也有他对当下、对城市的独立思考。字里行间，唯见亲情、乡情的弥足珍贵。写散文则语言朴实，文风洒脱；写评论则文字率性，见解独到；写小说则叙事敦厚，表达精微。诚如青年作家徐则臣所言：“散文中多小说细节，细腻，形象，间以知性和发现，所以动人；评论中又不乏小说和散文的感性，他把艺术的直觉作为批评的一个重要美德加以突出。”

    据我所知，文集取名《向日葵》，源于夏泽奎的“向日葵”情结。一则他的名字与之谐音；二则小学时同学们的玩笑和“戏谑”，让他“逐渐对向日葵这种植物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三则法国画家梵高的传世画作《向日葵》使他“感到亲切和慰藉”。正是这样一种情结，让夏泽奎多年来对向日葵情有独钟，而城市中的牡丹、玫瑰或者菊花，“这些美丽的花朵都无法取代我对向日葵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它是那样的朴素，又是那样的热烈。清晨时迎着朝霞，它是那样生机勃勃；黄昏时送别夕阳，它又是那样宁和、安详……”梵高笔下的向日葵当然不仅仅只是一种植物，而是带着原始冲动和生命激情的精神意象。某种意义上，和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一样，“向日葵”也成了夏泽奎的生命图腾和精神象征。当他将此种精神融入文学创作时，即是他生命与精神的自我流露。

    散文《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春天》和《远去的父亲》，以满怀深情的笔触，刻画出心存大爱的母亲与父亲形象。文中，母亲为了挽救我生命的那一声声发自心底的呼唤、父亲临终前想见却无法相见的遗憾，读来令人动容；《故乡记忆》和《枕在耳边的小人书》，以诙谐生动的语言，复活了我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我那时，主要是从打柴、打猪草、看小人书、掏鸟窝，或自制的玩具中寻找乐趣。”这无疑是那个时代农村孩子最真实的生活经历。而作者关于喝年猪汤、大年三十、千方百计“偷”看小人书的童年记忆，趣味中透出一股温馨和暖意。文章最贵是真情，打动读者的，往往就是这样一份流露于字里行间的真情。表现在《疼痛桃树》、《橡皮树》中，则是作者对于自然之物的热爱。大凡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之人，对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都会持有热爱之情。“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和它遥相呼应，高兴时与我同欢，痛苦时与我同悲。”与桃树融为一体的夏泽奎，不吝一颗怜香惜玉之心。而在《北滘的文脉》和《顺风顺水上顺德》两篇文章中，作者将笔墨洒向如今的栖居之地，抚今追昔，放眼未来，又可见出一位作家的现实情怀。《韩寒：“正是时候”》、《“碰撞”老外》和《遥望日本》等文，或拷问人文精神，或思索文化差异，或比较中日历史，都在现实关怀中彰显出作者的直率与真诚。

    写作散文的同时，夏泽奎还进行着文学评论的创作。文集《向日葵》中，收录了他对梭罗的《瓦尔登湖》、阿城、张炜、徐则臣、叶梅、半夏的小说以及陈陟云、郑炜、何三坡的诗歌等作品的评论。尽管作者谓之“读书随笔”，但我还是从中读出了随笔之外的批评品格。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即是回归作品、知人论世。夏泽奎的批评文字，感性中有发现，直观里有创见。而这，俱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夏泽奎的文学批评并非尽善尽美，但面对批评对象，他不偏颇，也不武断，而是在恰如其分中传达出自己的阅读感受。譬如，对于徐则臣，夏泽奎认为他“已经形成了属于他个人的艺术风格，并较好地解决了小说的形式问题。但是，他本人在思想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得到加强和提高。”肯定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这应当是作为批评家的潜在责任。

    相较于散文与评论，夏泽奎的小说写作显得略为节制和生涩。文集《向日葵》中收录的小说作品并不多，且都是短篇。其中，《谁受难谁知道》、《大暑》、《若隐若现的夜晚》、《雨霁》和《热线寻呼》均为都市叙事，作者采取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书写出当下都市生活的怪诞荒谬之处，表现出都市人面临的各种生存压力和精神焦虑，故事性较强。此外，《漂亮的卷笔刀》和《明亮的地方》两篇小说写得不错。作为乡村叙事，夏泽奎站在儿童的视角，写出了乡村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漂亮的卷笔刀》，围绕小时候一个漂亮的卷笔刀推进故事的演绎，叙事轻盈，语言简捷，具有散文化气质，读来生趣盎然而又倍感亲切。总体上，夏泽奎在小说叙述形式和叙事技巧方面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和尝试。但老实说，我更喜欢他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灵动与自然，以及在评论中表现出来的随性与率真。就此而言，夏泽奎需要在小说创作上付出的努力可能会更多，如果他想达到一个更高的小说写作境界的话。

三、没有终点的文学之路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但我尤为看重的，是心中那份对于梦想的永恒坚守。一直以来，不少论者皆认为好的文学在民间，是对是错姑且不论，我却以为，无论民间写作好坏与否，其中必定蕴含着一个大致能够获得认同的事实：在越来越受诟病的体制化写作之外，民间写作的力量早已风起云涌。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下中国文学写作与传播、发表与出版的媒介正呈现出多样化、商业化特征，促使文学写作迅速迈向大众化、粗鄙化。人人都可以写作的时候，方可见出为文者的真实姿态。因为兴趣爱好也罢，因为追名逐利也罢，甚至别无选择也好——无论何种动机，始终不要轻言放弃对于文学的坚守。或许，真正能成为著名作家的永远只是少数佼佼者，但谁又能否认，在他们成名的背后，没有多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呢？当然，若总是奔着成名成家的功利之心踏上文学之路，往往会适得其反。在这里，我想强调的并非让每一个热爱写作者都要成为著名作家，而是说，将文学看作滋养心灵与寄托精神的一种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丝浮躁，多一份安宁；少一缕迷惘，多一份澄明；少一点狭隘，多一份豁达。

   “未来的路，怎么走，现在还不好说；但于文学，我想是再也不能放下了。”这是夏泽奎的内心感言。我相信，对他来说，《向日葵》绝非文学之路的终点，而是开启一段新的文学征程的起点。他在《向日葵》后记中谈到写作时说：“（初衷）其实是为了消遣业余时间，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不再荒芜；但是，写着写着，就进入了一种自觉的状态，亦对自己有了较高的要求。”“自觉的状态”和“较高的要求”，这可视为夏泽奎的写作理想。这种理想或许并不能让夏泽奎在短时间内成为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但对一名作家而言，这是一种值得珍视与感佩的姿态。任何写作者，功利之心不可有，抱负之心不可无。文学理想的坚守，实质是文学抱负的坚守；文学理想的实现，实质是文学抱负的实现。唯有在“自觉”的写作状态下，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才能让写作渐入臻境。

    尽管《向日葵》中的作品并非字字珠玑，也并非篇篇精彩，但，心地坚实者可以行远。夏泽奎，这位从竹山深处走出来的鄂西北汉子，用自己坚实的步履扎根于南方城市佛山。但愿故乡的召唤，能让他保持朴实、勤勉、善良的本色，在都市的喧嚣里一步一步走向精神的远方。

（注：本文发表于《都市》201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