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消极避世”

    我们一般把古代文人、知识分子在官场失意后，辞官回家，布衣素食，隐居乡里，吟诗作赋，似乎悠闲自得叫做“消极避世”。不管说他们是固守平静生活，寄情自然山水也好，悠然自得，热爱田园生活也好，都是在“消极避世”这个前提下对他们的评价，总之不是褒义。

    笔者对此有点不同看法，在这儿念叨念叨，供大家参考。儒家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者，自身；修者，修养、修炼，乃修炼自身之意。还有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身者，同样指自身，善者，改善、完善，乃完善自身之意。完善什么？我以为乃完善人格，完善品德，完善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动物，所应具备的精神品格。“达则兼济天下”说他如果有能力，那他就应当去“齐家、治国”甚至“平天下”。如果没有能力，也必须“独善其身”，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而达者不仅要兼济天下，也要以修炼自身的人格、品德为第一要义。这句话我想决不单指帝王，而是指所有封建制度下的官吏。即圣者不能以势力圣，贤者不独以财富贤。

    古圣人为何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顺序时要强调“立德” 为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品德不好，不以天下为己任，不能做到：“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过于关心个人的得失，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此说已被几千年来的历史所印证：如果达者不去“善其身”，那他们济的就不是天下，恐怕是他们自己了。而穷者（穷不完全是指生活，是指不为官者。）如果能够独善其身，甚至还能鞭挞官场黑暗，唤醒穷苦大众，仍然不失为民族的脊梁。

    被我们认为“消极避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比方说李白、杜甫、陶渊明、李贽以至于扬州八怪、竹林七贤等等等等，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齐家、治国、平天下吗？不是的，这些人有机会为官一方的很多都是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体恤百姓疾苦。在官任上往往颇著政绩。但在政治腐败、贪官横行的社会里，总是屡遭打击。他们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之恨。在黑暗的现实环境中感到没有出路。有些人虽归隐山林，而内心却不甘沉沦，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一类的豪言壮语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诗句以自勉。

    我们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闻名后世，被公认为“消极避世”典型代表的陶渊明为例。是他不愿意继续为官，替百姓做事吗？不是！是他不愿意在朝理政，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吗？不是！是有人不让他做官，不让他做事了吗？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在封建社会，官场黑暗，腐败之风盛行。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看不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而自己的正确意见又得不到上司的赏识。由于坚定的儒家信念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决不愿意向官场的龌龊之风妥协，不愿意和没有人格的赃官同流合污，只得愤而辞官，解甲归田去过“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的田园生活。如果他能够“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还用得着住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去过“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生活吗？足见他逃避的是当时污浊的政治环境而不是生活本身。

    我国古代所谓“消极避世”的文人雅士几乎都是这种情况。试想，如果李白不敢让高力士给他脱靴，而是可以反过来去给高力士脱靴，他不是仍然可以在皇帝身边做他的翰林侍诏，享受皇宫里的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吗？何苦去云游四方，清平度日呢?可果真如此,那个人还是李白吗？我们今人还能看到一个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挥洒许许多多千古绝唱，让万世景仰的诗仙吗？

    再说郑板桥，在任时为帮助农民打赢官司不惜得罪豪绅、顶撞上司而被罢官。临行前潇洒的写下“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的诗句，干脆回家卖画为生。以他为代表的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和巧取豪夺，都有深刻的了解。面对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对遭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发出愤怒之声。还有屈原，还有苏轼，还有范仲淹，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当中，作官时力争能有所建树，使百姓安居乐业，无意官场或者遭到贬谪的，则洁身自好，自负清高，不苟同流俗。我去扬州的时候，对扬州八怪傲岸不屈的高贵品质深有所感，曾诌过这么几句：

阳春三月下扬州，

瘦西湖中荡扁舟。

熙春楼前摆御宴，

五亭桥下月如钩。

明清八怪栖身处，

宁为布衣不低头。

风竹奇书自潇洒，

只知饮酒不知愁。

 “恶衣恶食诗更好，非佛非仙人出奇”

    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郑板桥更是以题《竹石》一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抒发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果说辞官回家布衣素食就是消极避世，那鲁迅辞去北洋政府教育部待遇优厚的职位，成为一介布衣是否也是消极避世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他独树一帜，为中国新文学史树立了一面丰碑，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领域。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而且也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即便是官居北洋政府教育部长又岂能望其项背？

    能够摆脱世俗物质利益的诱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古人有“安贫乐道”的说法，真是最为深刻的体会。贫者，穷也；道者，真理也。在封建社会里，性情耿直、坚持真理的人，往往难以在社会上“混”的好，所以贫，所以寂寞。但是，也惟有不被眼前的物质利益所诱惑，才能使他们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也认识真理，坚持真理。所以只有甘于“安贫”，才可能“乐道”。难怪李白喊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千古绝句。所以“避世”其实比“入世”需要更大的勇气。孟子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之气，还有“熊掌与鱼不能兼得”这样舍生取义的选择，其避世的勇气不是比入世更为积极吗？

    所以未必只有“入仕”才是“入世”。我认为时下不为官就是不入世，甚至不为官就是“消极避世”一说本身就是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除了文人以外，李时珍、张衡、师况等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艺术家也都没有入仕。但并不妨碍他们为我们的文明古国和为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也没有人说他们是消极避世。为什么当了几天官，不愿“催眉折腰事权贵”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一定要被认为是“消极避世”呢？他们在辞官以后不是仍然笔耕不辍，为人类留下了千古不朽的精神财富吗？  

    历史是由一串串生命构成的，留在历史长河中闪光的生命，必定是生命的范本。设想一下如果上述这些闪光的生命都“入世”了，以他们那拣尽寒枝终不肯栖，不愿意稍有圆滑媚俗、不愿低下那高昂头颅的性格，纵有再大的才情，在那黑暗的封建社会里最多也就是个侍诏、工部。象一盏盏油灯一样，待到油尽灯枯，便销声匿迹了。只有他们以自己强健的精神，轻拂长袖，一袭清风抖落功名利禄。才能够象嵌在夜空中那一颗颗闪亮的繁星，千百年来照亮着人们心灵的同时也使伟大的华夏文明代代相袭，薪火相传。

    也有那么一些人，本无济世之才，却想尽办法，甚至用不正当手段求得一官半职，却不能为社会有所贡献。这种“入仕”也好、“入世”也罢，过去有之，现在也有之。那么这种“入世”，不论对于历史、对于现今，以至于对集体、对单位、对地方、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尤其是一些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在熟悉的领域里做一个专门家，并且能够有所建树，不是很好吗？何苦非要在自己并不擅长的仕途上受那份煎熬呢？我也有一些为官的朋友，他们也说并非愿意坐这个并不一定喜欢做的官，而完全可以去做个某一方面的专家，可按现在的体制如果只做专家不做官，收入就会大大减少。物质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除了他们“谋生”重于“谋心”的人生态度以外，就又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也就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总之一个人活在世上最最重要的当属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知识分子，才使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得以延续至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不论我们的入仕者还是入世者，如果都能以庄子表达的这个思想为目标，才有可能达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