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大都公认是高鹗的续作。虽然众多的红学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对续作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不同，褒贬不一，但它把“残缺不全”的原著，补缀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这无疑是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续作写出的林黛玉之死的悲剧结局，更是脍灸人口。虽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它写得“不真实”，“不合理”，然而，它所表现出的悲剧艺术成就，却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因为，续作者完全是按照原著中贾宝玉、林黛玉爱情婚姻这一重要情节发展的必然性而续写出来的，所以，它是完全符合生活的发展逻辑和艺术的创作规律的。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续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惊恶梦”来揭示出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其成为情节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和黛玉之死的起点。

因为梦境是人物心理描写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和心理描写的其他方式比起来，更有不可比拟的优点。所以，善于观察生活、观察人物的艺术家，往往就通过梦境的描绘来揭示人物灵魂深处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王朝闻在《谈人物的心理描写》中指出:“梦是心理的形象化了的反映，是现实化了装的反映……，不论它的状况怎样复杂新奇以至怪诞，它和人物性格及其处境，常常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和人在一定时期的认识、情感、意志有密切联系的。”因而，艺术家通过梦境的描绘，可以在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内自由地驰骋想象，纵横捭阖地展开艺术笔触，酣畅淋漓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隐秘的精神状态，从而使抽象的变得更加具体，零散的变得更加集中，隐秘的孪得更加清晰，模糊的变得更加明朗。如在“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中，作者就是通过对人物在梦境里的出色描绘，揭示出林黛玉内心深藏的隐秘。

我们先看作品描述梦的起因:由于袭人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便去黛玉处打探她的“口气”，恰值薛姨妈叫一老婆子送“蜜饯荔枝”给黛玉，这个老婆子原先不认识黛玉，更不知她脾气，便毫无顾忌地对袭人说，这林姑娘和宝二爷真是“一对儿”，“这样好模样儿，除了宝玉，什么人擎受的起!”当天晚上，黛玉见了“荔枝瓶”，想起白天老婆子说的话，触动心事，千愁万绪涌上心头，便进入梦境。这是黛玉睹物伤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思想情绪以及触发梦的诱因来看，都写得自然合理，真实可信。

再看对梦境的具体描述:先是凤姐、宝钗等人来向黛玉“道喜”，说她父亲升了湖北粮道，娶了一位继母，并将她许配给了继母的亲戚。由于黛玉未曾订过婚，听说把自己许配给了继母的亲戚，便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表现出她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焦虑和内心的惶惑不安。当凤姐他们走后，贾母出现了，于是黛玉便哀求贾母“情愿做个奴婢过活”，也不愿“回南边”去……，这正是她心灵深处的秘密，但她不能把愿作“奴婢”而不愿回“南边”的真正原因告诉贾母。即使是在梦里，也是合符人物思想性格和时代特点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制度，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权力。黛玉和宝玉之间的恋情，只能两人暗地进行，心目中交流是万万不能公诸于众的。如果以为是在“梦”里、就写黛玉说破自己是因系念宝玉而不愿回南边，那就不符合人物的思想性格了，也违背了作品真实性的妄求。所以，尽管是“疼爱”自己的外婆，也只能向她 提出不回南边的要求，不能道出内心深处的隐秘，由此揭示出黛玉对宝玉恋情之深;反映出她仍然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从中可看到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思想的禁锢之严酷。但平时十分疼爱黛玉的贾母，不仅不给她作主，反而不理她便走了，这使黛玉感到走投无路，便打算“自尽”，这时，宝玉却在她面前出现了。先是向她“道喜”，说她“有了人家”，急得黛玉哭起来，宝玉又说黛玉曾许配给他。而这正是黛玉日夜向往、盼望的，但实际上她并未“许配”给宝玉，这就是她长期以来，烦闷、苦恼、疑虑的根源，如今通过梦境将其内心深藏的秘密明朗化，具体化了。后宝玉为向其表明心迹，剖开自己的胸膛而将黛玉从恶梦中惊醒。

林黛玉这个恶梦，从作品的情节来看，它前承宝、黛爱情的发展，后接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合符作品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逻辑，是从爱情婚姻的发展，过渡到悲剧结局的桥梁，从人物思想性格的刻划来看，它深刻、细腻地揭示出林黛玉隐秘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对她满腹的哀怨和忧伤，疑虑与惊惧，颓丧与幻灭，憧憬与追求，以及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千愁万绪，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这个梦还标志着林黛玉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她爱情的花朵开始枯萎，失去艳丽的色采和沁人的芳香，其生命之灯的油亦已耗尽，那余烬中闪现的火光，已难以经受凄风苦雨的袭击。因而，当她从梦中醒来，已是“枕上湿透”，“肩背身心、自觉冰凉”，痰中带有“血星”，反映出她抑郁成疾，病入膏盲，死亡的阴影已逼近她的床头。

林黛玉的这个梦，虽是人物心理描写的一种方式，是刻划人物思想性格的表现技巧，但它同样揭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和封建礼教戕害青年男女心灵的罪恶，因而，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具有巨大的悲剧艺术力量;

《红楼梦》的续作还通过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事件，揭示出林黛玉走向死亡的悲剧结局的发展过程，从而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因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展开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表现人物的遭遇命运时，必须依据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地写出其发展过程，才会使作品具有真实性和艺术吸引力。那种缺乏生活依据或违背发展逻辑的，突然而来的“惊喜”，或是天外飞来的“横祸”。由于回避了事物发展的过程，无论有多大的“艺术吸引力”，也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因而就黛玉之死这段情节来看，如果她在“惊恶梦”之后，爱情婚姻按照她个人的愿望和追求发展，获得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之后，她的病就可逐渐好转，也不会出现死亡的悲剧结局。这当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奇迹。假如作者是这样写的话，就完全违背了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作品也就毫无社会意义了。因为，林黛玉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她个人的思想性格，决定了她必然死亡的悲剧命运，所以，现实主义艺术家只有按照后者写出其走向死亡的发展过程，才合符生活的逻辑和现实主义艺术的要求。

由于黛玉之死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她性格的悲剧。因为，林黛玉之死的悲剧结局的核心，是她内心深藏的对爱情婚姻追求的疑虑与恐惧，作品正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核心，通过一系列生活事件来揭示出黛玉走向死亡的发展过程的。故当黛玉惊恶梦之后，接着就是给宝玉“提亲”，这是为以后“蛇影杯弓颦卿绝粒”的沉重打击下的伏笔。而提亲之后，由于“抚琴感往事”，触发其心灵深处的忧伤。当她听史湘云说起“南边”，便勾引起一连串思绪，想到“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任意……唯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纵有许多照应，自己无处为要留心……。”当见到宝玉以前送的“旧绢子”和自己“题的诗”，不禁睹物伤情，“簌簌泪下”。这是“惊恶梦”后对她精神上的第一次打击。但这毕竟是她个人的多愁善感造成的，并无伤筋彻骨之痛，故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可是，从她走向死亡的悲剧结局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在刻划人物的紧张、忧思、疑虑，渲染事态的发展，加强悲剧气氛方面，都起到了强化的作用，缩短了黛玉走向死亡的距离。

紧接着王尔调向贾政给宝玉提亲，以“讹传”的方式传到黛玉耳中，尤其是听说宝玉已和他人定亲，这无异是个“晴天霹雳”;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一起堆上心头。自思“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从此以后“茶饭无心”，精神恍忽，无论白天或睡梦，都是宝玉“娶亲的话”或“娶亲的光景”。她有意摧残自己的身体，“不肯吃药，只要速死”……这是给她第二次沉重的打击。对于黛玉说来，精神上的打击，远胜肉体的摧残与折磨，因而，这次打击可说是从精神上，把她驱赶到了死亡深渊的边沿。虽然，后来黛玉知道这次“定亲”是“议而未成”，病就完全好了，但在她心灵深处留下的创痕却是难以平复的。因为，她懂得目前宝玉年纪大了，定亲，结婚的日子不会太遥远，而自己的命运如何，也就梦绕情牵地萦回在心上。所以，从表面看来，似乎黛玉知道事情的真象，病已完全好了，但实际上却加深了她内心的焦虑不安。而这也充分体现出作者卓越的悲剧艺术技巧。众所周知，故事情节的平铺直叙，是创作中的大忌，但直线似地上升，实际上也等于平铺直叙，也非创作中可取的，只有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不时掀起起伏不定的波澜，时起时伏，一浪高过一浪，最后，以爆发的形式掀起高潮，这才会使情节曲折有致，摇曳多姿，以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吸引读者，达到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的目的。所以，这次“讹传”事件，也是黛玉走向死亡的必然过程。

此时的黛玉，站在死亡与生存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将由贾府的实权人物来决定，她时时提心吊胆地等候着对她最后的判决。

后来，贾母、凤姐已决定娶宝钗，并命令所有下人对此事不许泄露。当然，丫环奴仆们也都知道泄露后的严重后果。可是，林黛玉如果对此一直蒙在鼓里，那就无法形成其死亡的悲剧结局，这当然是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大观园中素来“人多口杂”，丫环奴仆之间对宝玉定亲之事相互传播，只是不传给黛玉而已。可日夜生活在奴仆中的“傻大姐”，却是个没有心计，胸无城府，更不知严重后果的丫头，因而，当黛玉问到她时，傻大姐便将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黛玉听了，知道这已不是上次的“讹传”可比，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她日夜耽心，忧虑的事终于发生了，顿感“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象踩着棉花一般”，紫鹃看见她“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这反映出黛玉心灵深处所受到的沉重打击，已经使她精神崩溃，神智不清，六神无主了。这是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击!她从死亡与生存的十字路口，迈步跨向死亡的深渊，谁也无回天之力可以将她留在生存的路上了，

作品从“惊恶梦”之后，真实而具体地描绘出黛玉之死的发展过程，揭露出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家世的利益”而虐杀叛逆者的爱情婚姻所使用的各种手段，暴露出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无情，也反映出黛玉之死的性格悲剧的必然性。

《红楼梦》的续作还以“巧合”的形式，把林黛玉之死的临终时刻，与薛宝钗的婚礼同时表现出来，形成鲜明、强烈、尖锐的对比，从而显示出巨大的悲剧艺术感染力。

我国文艺创作中，历来就有“无巧不成书”之说。这不仅是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经验总结，也是文艺创作中的普遍规律。因为，在文学作品(主要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巧合”，必然缺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应有的艺术魅力，读者读到这种作品，势必味同嚼蜡，无兴趣把作品读下去。所以，大凡优秀的艺术家，都很善于运用“巧合”来加强作品的艺术魅力。黛玉之死和薛宝钗的婚礼，就是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必然因素，以“巧合”的形式交汇在一起，从而产生出撼人心魄的悲剧艺术力量。

因为，封建社会是严格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制度，尤其是封建地主贵族家庭中男女双方的联姻更是为了彼此的“家世的利益”。所以，出身于“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豪门世家的薛宝钗，深受封建礼教的教化，且“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行为豁达”，又支持贾府当权者主张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合符封建贵族家庭的要求，是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标准淑女”，故她深得贾母王夫人的欢心，因此，她们为宝玉选择对象时，薛宝钗就自然成了理想中的人选。所以，她和宝玉结婚是完全合符生活发展的必然性的。

当然，林黛玉也出身于官宦之家，是贾母唯一的嫡亲外孙女，但目前“家道中落”，加以其“父母双亡”，实际上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她和宝玉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有真挚的爱情，但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她性格乖僻，孤高自许，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逆子贰臣，如果她和宝玉联姻，是不合符贾府贵族家庭的“家世利益”的。自然，她也就不可能成为贾府当权者选择的对象。因此，林黛玉婚姻不能按个人的意愿圆满解决，她当然经受不起这种沉重的打击，其走向死亡的命运也是必然而无法避免的。

以上两个必然因素，无论作者怎样安排，都是合符人物思想性格和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即作品可以把黛玉之死安排在薛宝钗婚礼举行之前，也可安排在婚礼举行之后，但作品却偏要把二者安排在同一时间，同时出现，难道是那么的“巧”?即正当薛宝钗和贾宝玉在贾府厅堂上红烛高照，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进行交拜成婚大礼的时刻，林黛玉却在凄清冷寂的潇湘馆内，孤身一人咽下最后一口气。这的确是太“巧”了，曹禺曾说:“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明明是巧合是作者编的，又要让人看戏时觉不出是巧合，相信生活本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就要写出生活逻辑的依据，以及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来”。由于黛玉之死和薛宝钗的婚礼的“巧合”，充分地表现出了生活发展的必然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然性，因而，无论怎么“巧”，它都是真实可信的。同时，这种偶然的“巧合”，是在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黛玉之死和薛宝钗婚礼的极其偶然的“巧合”，反映出了黛玉之死的必然性，也反映出薛宝钗和贾宝玉成婚的必然性，所以，它才具有不可抗拒的悲剧艺术力量!

另一方面，作品运用“巧合”，可以形成鲜明、强烈、尖锐的对比，即婚礼的热闹非凡、鼓乐喧天、人声鼎沸，反衬出黛玉临终时的孤独、凄凉、阴冷，加以厅堂的乐声不时飘至潇湘馆，形成浓重的悲剧艺术气氛，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作品在此赢得不少青年男女，洒下同情之泪的原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作品没有上述的巧合，就无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自然就会削弱或完全丧失其艺术感染力了。同时，通过巧合形成对比，就可以使读者更加具体地感受到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吞噬青年男女，破坏爱情婚姻幸福的罪恶本质和残酷无情。

总之，从以上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续作写出的黛玉之死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它的悲剧艺术所发出的绚丽光采，无疑将水远闪耀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