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莲主演冯太后.

 

 

 

 

 

 

 

 

提到中国的改革家，人们往往一说就是商鞅、王安石、张居政等，因为惋惜他们生前或身后的不幸遭遇，却往往忽略了一位生前身后都取得极大成功和荣耀的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女性。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改制”的实际主持者、开凿举世闻名云冈石窟的创导者、稳稳掌握朝政20余年的北魏冯太后。

年近古稀老友曹杰以六年的时间和精力，探访和沉思了云冈石窟中石化了的场景，深入踏访了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市）的每一处遗址和废墟，从1600年前的历史尘埃和烟雾中，从《魏书》、《北史》等记载简略的有关古籍中，钩沉发微，旁搜远绍，用他那生花妙笔，勾划出一部历史事件、主要人物是真实有据的，次要人物、场景描述、生活细节是虚构和想象，近40万历史演义《北魏冯太后》（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使那位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推动民族大融合而彪炳史册的“千古一后”的艺术形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谁的，就是谁的

有人说，“孝文改制”的历史主角是北魏孝文帝元宏呀！怎么成了冯太后呢？

在《魏书》和《北史》的皇后列传中，文明太后冯氏（即冯太后）的传记不过千字，只记载: “后性聪达”，“及登尊极，省决万机”，“威福兼作，震动内外”。那么，“省决万机”的“万机”是什么呢？这些“万机”，何以能“震动内外”呢？下边付之阙如。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历史从来就是男人的历史，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冯太后的政治活动到哪里去了？分散记到几位皇帝的帝纪，和诸多大臣的列传以及当时政务的志书中去了。对此，《魏书》中的一段话讲的十分清楚：“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高祖”即孝文帝，这段话亦为《北史》转用。）“母后专政”，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冯太后曾两度临朝称制，第一次是献文帝时，当时皇帝12岁；第二次是孝文帝时，当时的皇帝只有5岁。这么小的娃娃，懂什么呀！以这些娃娃皇帝的名义颁发的诏令和一切举措，是谁的主意呢？除了那位幼年曾遭不幸，后来饱读诗书，熟悉北魏政治的北太后，还有谁呢？

献文帝逐渐长大懂事后，与冯太后政见不合，18岁被逼退位，让位给5岁的儿子孝文帝。孝文帝是由冯太后一手抚育和教养的，祖孙情深，志同道合。在冯太后长期临政期间，他“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从未发生龃龉。当孝文帝长大成人，太后还政之后，他还“仰恃慈明，缉宁四海”。就是说，终冯太后一生，她都是“孝文改制”的决策者。孝文帝不过是她发号施令时使用的名号，后来成为她的得力副手罢了，所谓“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史料看，纵观“孝文改制”的政治目的性和政策连续性，应当承认，一切改革措施，都是经过长期酝酿的。决非心血来潮，“决之俄顷”的产物。“孝文改制”实际上应视为“冯太后改制”。《北魏冯太后》一书揭去了这层薄薄的面纱，将改革家的桂冠戴在冯太后的头上，是符合史实，应予赞许的。

对冯太后这个人，史籍上也多有非议，如说她残忍，淫荡。对此，《北魏冯太后》一书也作了堪称为淋漓尽致的演义。不过，史籍上也是有前后抵牾的。如说“后性严明，假有宠侍，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真有点豁达大度、不计前嫌的政治家的风度呢！但在同一文中，又说到“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奕，献文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太后“自以过失虑人议已，小有疑忌，便见诛戮。”“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这简直是个意恨心毒，睚眦必报的小家婆了，甚至是个疑神疑鬼，滥杀无辜的神经质的女人。《北魏冯太后》书中对这些疑案、惨案、冤案的演义，多从改制与反改制的政治斗争着眼，我看是颇有见地的。

至于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是否符合历史的和艺术的真实，那就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改制，改了些啥

名为“孝文改制”，实为“冯太后改制”，改了些什么呢？曹杰同志从古籍中东一言西一语的诸多零星记载里，梳理、感悟、想见了它的约略全貌。然后，通过穿插、迂回等各种叙事的艺术手法，将各项改革的起因、阻力、经过、斗争以及最后的结局，引人入胜而又入情入理地演义在我们眼前。

影响国计民生至关要紧的，首先是土地问题，即解除游牧民族圈占良田作牧场，到迫使汉族农民流离失所的禁田，让流浪者重新回到家园，让原本“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牧民，定居下来，改牧从农，适应汉族的生活方式。随后，进一步发展为“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制度。生产资料的这种重新分配，以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革，自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西晋王朝末年的永嘉之乱，周边诸多少数民族，纷纷涌入中原，所谓“五胡乱华”，其时已历两个世纪。在你争我夺的混乱时期中，少数民族割据王朝的官吏和军队，没有固定的俸禄和军饷，抢劫掠夺、敲诈民财，是其唯一的合法收入来源，即使由皇帝和上司赏赐之物，其实也是掠夺所得。在抢劫掠夺敲诈财物的同时，自然还有夺人妻女。“孝文改制”的又一重要内容，便是实行班禄制度，改变这种肆意敲诈民财、掠夺百姓的混乱局面。这自然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又一巨大历史进步。

官吏要班禄，军队要筹饷，抢劫掠夺成为非法，财源从哪里来呢？只能从税赋中来。所以，调整租调，实行新的税赋制，自然也是“孝文改制”的一大重要内容。

为了查清当地的人户，稽实租赋的承担者，改变依附豪强，大量隐丁漏口的积弊，使改制的政令暢行无阻，不受朝中权贵和地方豪强的阻挠、干扰，是“孝文改制”的又一重大举措，就是撤销相沿近百年、依靠地方豪强一手把持的宗主督户制，建立健全了一套名为“三长制”（即五户为一邻，邻设邻长；五邻为一里，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党设党长）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

伴随上述改革的其它相应举措，有：整饬吏治，惩治贪污，严明法纪，赃满一匹者死；随军的军户离开军队定居，从事农桑，自食其力；实行盐铁官营，增加国家收入；开放关津之禁，振兴贸易；去奢从俭，省汰宫婢，废止各地的猎场；统一度量衡标准，赈灾备荒办义仓；振兴儒学，大办学校，维新文教；建设京都（平城），倡明礼乐教化。

冯太后去世后，年青有为、雄心勃勃文帝亲政的几年间，又沿着她的轨迹，办了几件震动朝野，移风易俗的大事：即禁胡服，断胡语，令鲜卑人穿汉装，说汉话；改变鲜卑人姓氏和籍贯，皇室改为元氏，籍贯改为新都洛阳；倡导胡汉通婚；制定了系统的官品制度。还有一项是再建魏晋以来本已衰落的门阀制度，这项改革显然是个历史的倒退。此外，在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决定迁都洛阳，在条件并不成熟情况下，大举南伐。这两项大的行动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和胜利，但却造成内部裂痕，耗尽国库的积蓄，削弱了平城北面边防的防备和统治，加上孝文帝三十二岁英年早逝于军旅，曾经在冯太后和他励经图治下日臻完美的北魏王朝，便灰飞烟灭了。

                    改制，何以成功

北魏王朝灭亡了，但“孝文改制”的主要成果，并不因此而失去光彩。如均田“从北魏王朝开始，历经北齐、北周、隋、唐近三百年”。由冯太后手上起步到她去世后正式制订的“太和新律”，“经北齐至于陏唐”，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之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在“孝文改制”中，鲜卑族及其前所被征服的诸多少数民族，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过渡到农耕文明，同汉族融合到一起，更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究其改制成功原因，总的来说是她的改革思想适应了当时民众的愿望和时代要求，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如果没有出现这位冯太后，历史也会推出另一位“冯太后”，来收拾五胡十六国造成的民生凋敝、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互相交叉的乱局。从冯太后个人的作为来看，也有些很值得令人玩味的地方。

北魏从立国的道武帝以来，佛教差不多成了国教。虽经“太武灭佛”，但武力镇压并不能消除信仰。冯太后似乎并不像个虔诚的佛教徒，但她母仪天下后，首先是襄助文成帝恢复佛法，为无辜遭受迫害的僧尼平反，并开凿云冈石窟。在石窟的营造中，出人意料地搞了“佛帝合一”的神像。即佛像就是帝像，拜佛就是拜帝，用以提高皇室的威信，统一朝野信仰，并成为后来推行“孝文改制”的助推器。

当文成帝突然暴毙后，她以极大的智慧和魄力，暗中调兵遣将，平定了丞相乙浑叛逆，在焚烧文成帝御物的火场上，她以极大的勇气投身熊熊火堆。这两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博得了鲜卑贵族的拥戴。她临朝后一言九鼎，显然同她此前树起的威望是分不开的。

“改制”从何着手呢？幼年饱受国破家亡的丧乱之苦的冯太后，听政后决心以安定民生为第一要务。为历代史家称道的均田制、班禄、三长制等，莫不与各族民众的安居乐业直接相关。其它各项改制，也都同安定民生有一定关系。所谓适应民众的愿望，符合时代的要求，推动历史前进，即在于此。

任何改革都是会触动既得集团利益的。改制的阻力在哪里？就在这里。为此冯太后听政后注意发现人才，团结依靠了一批有一定威望，又颇能干的支持改革的人，向阻挠、干扰、反对势力，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斗争。从《北魏冯太后》一书中看到，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也是有过曲折的。强大的反对势力，有跳到前台的，有躲在后台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她善于抓住时机，出师有名，恩威并用，宽严结合，妥善处理。有些弭患于未发，有些扑灭于萌芽，不致酿成大祸。故能化险为夷。冯太后的敏锐机警和斗争策略的掌握，也是颇为引人的。可惜的是改制虽然一时遏制了权贵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暂时苏解了社会困局，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旧的权贵豪强衰落了，新的权贵豪强又崛起。冯太后和孝文帝走不出历史怪圈。

史载，冯太后也很关注周边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同南朝的交往。从孝文帝继位到冯太后去世的二十年中，同南朝的聘使不断，她还往往将南朝的使臣请进宫中，甚至还因此传出她对来去匆匆的萧齐聘使“见而悦之”的诽闻。在兵革不断，战乱频繁的南北朝，这二十年是难得的一段和平发展时期。中间、边境虽有小的接触，但很快和解，重归于好。如果不争取到这段和平的间隙，整天忙于战场撕杀，改制是无法进行的。《北魏冯太后》一书对此虽着墨不多，但这确是“孝文改制”的重大支撑。

特殊历史情况造成特殊的历史景观。发号施令明明是冯太后，却不能说是她自己，必须借用娃娃皇帝的名义。表面看，她是娃娃皇帝的保护神，实际上娃娃皇帝却是她护身佛。如果没有娃娃皇帝，或孝文帝也像他父亲那样，稍一懂事即同冯太后反目成仇，处理时稍一失手，冯太后不过是后宫中一个失偶的怨女而已，哪里还有她经纶天下的份儿。所以，她必须尽心竭力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思想、信仰、道德情操等，塑造小皇帝，同反对改制势力争夺接班人。皇天不负有心人，孝文帝终于以“冯太后第二”的政治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是改制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招。

                         掩卷后的遐想

冯太后改制的主观动机是什么？是怀着家亡国破，失去亲人的复仇心理吗？是怜悯那些同自己一样，在战乱中失去一切的遍地哀鸿吗？还是决心振兴北魏王朝，一展自己的经纶呢？还是各种原因兼而有之？这是永远无法解开的千古之谜。但是，她的改制确为200年战乱贫困的北方各族人民带来了安定和繁荣。她本人生前叱咤风云，死后备极哀荣，当她49岁去世时，留给她的接班人孝文帝的，是一个政治稳定，军队强大，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益繁荣局面，和一个上下协调，运转得力的政权。官吏中贪赃枉法的现象一时绝迹，每年在京师判决的死刑犯不过五六人。这都是见诸史籍的。由她亲自抚养、薰陶的孝文帝，在她丧事中表现出的极度哀痛，固然有“作给世人看”的成份，但亦理应视为对她一生功绩的肯定。当我们今天在云冈石窟那佛教故事雕塑前，流连往返，沉浸在美的享受时，可曾想到那不过是石化了或佛化了的“孝文改制”，和北魏王朝生活景场的再现而已。

长期分裂、战争不断，灾难深重的南北朝，北方的破坏远比南方为烈，尤其前期的五胡十六国时，总是北方人往南方跑。但在最后，却非南方统一了北方，而是北方统一了南方。其原因，自然是一言难尽的。但经过“孝文改制”的北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不能不是个重要原因吧！特别令人浮想联翩的是，冯太后和孝文帝祖孙共同系统地实施的那套“用夏变夷”的方略，也为后来入主中原甚至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所借鉴。凡是有点作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金世宗、元世祖，康熙帝等，没有一个不是不同程度推行了“用夏变夷”的政策。这也是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作用必然的结果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不想到，在世界上难以计数的众多民族中，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独占鳌头，稳居老大？它那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从何而来的呢？在世界上数以千百计的语言、文字中，为什么使用汉语、汉字的人数最多，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史籍，流传、保存绵延三千年而不衰，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的唯一呢？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1600年前冯太后和孝文帝发动的“孝文改制”，如果北半个中国一直是（或又延续几个世纪）多少个少数民族，你一片，我一片，东一片，西一片地割据着，争斗着，残杀着，掠夺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此看来，冯太后理应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大功臣呢！

                                               2008年5月 21日

                             （作者原为山西日报记者，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