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虽然作记者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采访不少，但这次见唐德刚，心里还是着实没底，一路上脑袋里想的全部是该如何采访的问题，又觉得乱七八糟整理不出个头绪来，后来索性把一切都放下，告诉自己：放松，就像在生活中见到一个你感兴趣的老人，跟他随便聊天，请他讲过去的故事那样。

    老人家对我很是热情，虽然自己走路已是颤颤巍巍，却还要努力着招呼、安置。印象很深的是家里的客厅里除了胡适的字，还有一幅大熊猫图案的挂毯，以至于置身其中时常忘了这是在异国他乡。

    坐在这个“阅人无数”的老人面前，原来关于采访的种种设计一下子抛在脑后，许多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脱口而出：“您的个人口述史是如何开始的？”“当初是如何胡适一起做口述史的？”“比较你做过的口述史的几个人，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话如其文”，老人家的回忆也像他的文章一样妙趣横生。比如说，为何未给张学良作口述史，他说张学良从台湾到纽约后一直住在“女朋友”贝太太（贝聿铭的继母）家里，赵四几次来找他；而唐德刚请张学良与贝太太一起吃过饭，而被赵四“怀恨在心”等，太多的掌故。

     不过，毕竟年岁不饶人，老人家经常在一个话题中跑了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很远，远到忘了当初谈的是什么，不得不狠心打断他，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那些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剥去了历史的刻板与成见，就那么鲜活在浮现在他的回忆中。不知不觉已是三个小时过去，外面的小镇已完全笼罩在一片黑暗当中。他的夫人间歇会走过来，又听到她打电话出去订了一份中餐，可是也是委婉提醒我们。不能再厚着脸皮呆下去了，当起身跟老人告别时，他像个孩子一样说：“再呆一会嘛！”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他夫人，好象在抱怨她不给充足的时间。其实我何尝不想就这样坐在他身旁，听他讲那些五彩斑斓的故事？但是实在不忍心让他太疲劳。

    来美国前，没想到会真的实现见唐德刚的心愿，所以也未准备什么。临行前，厚着脸皮向他提出，让他送一本他签名的书。老人家答应了，哆哆索索地找出他写的一本《史学与红学》，又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看我的名字，一笔一划地在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像我们来的时候一样，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依旧站在二楼楼梯上向我们挥手告别。走出那幢白色的小楼，心里却莫名地涌起一阵失落和惆怅，虽然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