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谈短篇小说创作
(2018-03-15 15:29:15)分类: 创作谈 |
王安忆一直很谦虚地说,她写短篇小说不行,没有这个天赋,比起苏童、迟子建和刘庆邦他们差远了。但从1970年代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三十年来王安忆不间断地也已发表了120余篇短篇小说,四卷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完整地收录了她从1978年到2007年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
1、你的小说中的时间流逝非常缓慢,空间也总是那拒绝变迁的上海弄堂和淮北农村。
王安忆:在我的写作中,我不太着意时代的变迁,正相反我更乐意在小说中刻画时间流逝中不变的故事。
2、所以,读者很难在你的故事中寻找到时代的蛛丝马迹。
王安忆:这种情况可能在短篇中特别明显,我很难会去写革命性的事件。不过着意去看的话,还是有一些时代痕迹的,比如第一卷中,我就用了不少当时的时代语言,这些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作品是我所有创作中跟现实联系最强的一部分。这可能跟我那时候写作刚刚起步,还很难将现实和虚构完全拉开有关。但是,短篇小说对我个人而言,更像是小品,我在内心深处好像不敢给短篇太大的任务。巨变性的事件、深刻性的思考,我都很难将其置入短篇小说中。
3、你的小说主要发生在两个地点:上海的都市和当年插队的农村。
王安忆: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短篇小说更加主观性。其实看我的中篇和长篇,你很难看到我对某一个人感觉、直觉、感官的描写,但是我在短篇小说里赋予文字主观性。这可能是,我对短篇小说无措的一个所措吧。
4、时间的凝固,空间的缓慢变迁,所以感觉您的短篇小说缺少戏剧性。
王安忆:这和我个人气质与写作方式都有关系。短篇小说的篇幅不够我开采宏大的戏剧,本来我的写作中戏剧性的东西就比较弱,如果篇幅再限制的话,根本就无法发挥。似乎铺垫还没有完呢,就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对短篇小说很发怵的地方,它对我的限制蛮致命的。所以,就个人写作习惯,我很难在里面做宏大叙事。
5、因为缺少戏剧性,所以您的短篇小说中也很难看到传奇。
王安忆:即便有也都做得很生硬。
6、印象中,《弄堂里的白马》可能是个例外,这部短篇可能是个都市传奇。
王安忆:但也是外在的传奇。我一直好奇,苏童或者博尔赫斯他们的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在这么一个小篇幅里描绘的故事如此多姿多彩。
《弄堂里的白马》里的故事部分源于我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这些老人以前住在南市老城厢,他们小时候看到过白马,而我住在西区,只好想象一匹马出现在上海老城厢弄堂里的情景。这样一个想象给我很大的兴奋,很可惜,我对这个故事真实性无从判断,没有相关材料佐证。最后白马成了我小说里的一个意向。从这样个意向,你会想象,白马从哪里来的呢?然后有了后面的故事。
7、但这个小说巧妙之处在于,通过对白马从哪里来的想象,把上海渔村的变迁和开埠近代史都联系起来,基本上是一个上海几百年来的断代史。
王安忆:这是无奈啊,没有材料支持这样一个传说。
8、但这样一个浪漫的故事,您只写了个短篇,而不是衍生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长篇,不觉得有点可惜么?
王安忆:这是因为我的写作比较节制,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传说只能处理成短篇。这个题材其实很容易进行荒诞、渲染、夸张、扭曲,然后变成一个长篇小说。但我觉得,如果写成长篇,可能不会成功,而且会破坏我对这个传说的美好想象。
9、同样的例子可能是《闺中》,这部小说也很有可能发展成一部类似《长恨歌》的长篇小说。
王安忆:要是有足够材料的话,《闺中》完全可以是个长篇,但最后我把它概写了。但写个短篇令我欣慰的是,在小说最后有一个“抬花轿”的细节,才使我散漫的东西凝聚起来。我的短篇小说非常不成熟,不像苏童和迟子建他们,他们的短篇小说写得很神,我没办法和他们比,这是天赋。
10、但您还是写了那么多,您可能是发表短篇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了。
王安忆:苏童可能是最多的,他有两百多篇,不过我也有一百多篇,比较可怕,呵呵。我们这代作家里,短篇小说写得好的,除了苏童、迟子建还有刘庆邦,他的短篇小说很特别,而且就是短篇特别好,他也有两百篇以上。
11、那在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中,有多少来自于您的直接经验?
王安忆:对我来说,为什么我的短篇小说主观性那么强,就是因为从个人体验、经验出发创作的短篇小说,更占多数。写中、长篇有更理性的考虑,比如主题、逻辑、结构,逻辑一旦推动起来,是可以不断派生故事的。短篇小说对我而言是比较感性的,所以短篇小说是我创作中最带有主观色彩的。
文学的虚构资源在枯竭
12、第三、四卷中的小说有一个共性,相对比较注重空间描写,比如《厨房》。
王安忆:当我去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把一个很有价值的资源写成一篇短篇小说。我寻找到的,可以发挥的题材,往往会生长成一个大体量的作品。所以,充当我短篇小说写作对象的东西,都是些模糊的题材,量比较小,没有发展成中长篇小说可能性,比如空间。它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就这样一晃而过,我能够从中发掘出的东西也很有限,对我就恰好可以发展成一个短篇。
13、看《厨房》的时候,我一开始有个心理预设,是否会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厨房发生。
王安忆:哈哈,但并没有发生。这可能是我后期短篇小说一种写作方式和特质。小说中没有大事情发生,似乎要发生,但又戛然而止。其实,事情还是有的,但都在背后。可是我自己对背后的事情也知之不多,所以我也不敢把它们全部写出来。
14、国外不少短篇小说家,也不一定写故事的,也只是写个片段,也可能故事的铺垫还没有完成,就结束了。
王安忆:我觉得这是个问题,这表明文学的虚构资源在枯竭。这也是现代派的一个处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连贯,群体越来越小和孤立。故事需要想象,但也总得依赖于现实。我个人还是认为,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应该写故事,完整的故事。
15、在您看来,短篇小说的典范就应该是欧·亨利式的?
王安忆:欧·亨利式的短篇小说已经是很古典的,但不得不承认,这些短篇编得真好,这种写作技巧脱胎于古代的寓言。古代寓言,哪怕非常微小,几百个字都要完整讲一个故事。小说本质上就是讲故事。当然我不是说,我的小说就是没有故事的,但只是故事在小说中相对比较轻。
16、您说个人更擅长的可能是中、长篇,那每年写四五篇短篇小说是否在为一个大的故事做铺垫呢?
王安忆:我觉得连长篇的铺垫都不是,它们只是描写一个局部,我大部分短篇小说都着眼于细节。不是把一部长篇切割成多少个片段,那些片段拿出来就是短篇,短篇小说有自己完整的结构,自圆其说的形态。短篇小说应该是完整的,而不是一个片段。这就是我所遇到的问题。实在是我比较笨,做活只好做大活。只好截取所谓的片段写个短篇小说。我这个人写作比较实,对我来说写作就像砌长城,比较笨拙。
17、对您而言,每年坚持写几个短篇是为了什么,沉淀、积累,还是练笔?
王安忆:对我来说,我没有写短篇小说的天赋,所以写短篇是重要的练笔。我越来越知道,我对此没特长。其实在最开始时候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一写东西就容易写长。当时还没有考虑形式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我的写作不是短篇小说看世界的方式。
18、短篇和长篇看世界的方式不同?
王安忆:不一样。比如庆邦的短篇,就非常写实,他是我的榜样,我很难学会。同样看一起事件,他的细节可以开出花来,他的细节不会给你时间是凝固的困惑,而且他的小说时代背景非常清晰,他的细节是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迟子建和苏童的短篇更像是个童话。总的来说,我似乎都很难从短篇小说中寻找出我可以掌控的东西。
19、国内只有少数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之余,每年习惯性的交出几篇短篇小说,比如您。现在提到文学写作,似乎就只有长篇小说了,短篇根本就无法引起读者甚至评论家注意。
王安忆:这也没办法,出版成了一门生意,所以成书很重要。只有写成本书了,出版商才会帮你宣传、营销。
20、您这代作家在1980年代都是从写短篇小说进入文坛的。
王安忆:我们这代人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着手,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一上来就是长篇。这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当时没有出版市场,但有期刊,在期刊上发表最有可能的就是短篇小说。而且对于写作新手来说,写短篇最方便入手,比较好掌控。现在的状况很不健康,现在的出版市场要求作家成书出版,成书的话就必须是长篇,这其实很耽误这些年轻作家的。一上来就是长篇,其实长篇是很容易写失败的,一旦失败的话,从此挫伤。
21、很多年轻作家一上手就写那么多长篇,动不动就是三部曲,很担心他们的创作耐力。
王安忆:这也很难对他们发表什么议论,出版商的意图是清楚的,旗下作家一年一个长篇,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市场和经济回报。
22、但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还是有一批专门擅长写短篇小说的作家,短篇小说集获得与长篇小说一样的待遇。
王安忆:写短篇小说无论在哪里都不能养活自己。在西方,没有像我们这里有大量的期刊杂志,他们写短篇小说累积到一定量后出版,经过经纪人运作,还是可以卖的不错。他们有个经纪人体制,经纪人签你一本短篇小说集,你就可以安心写短篇最后结集成书。他们的生存压力也轻许多,大部分在大学有职业。而我们这里,大部分作家还是先要养活自己再说,这就难免有些急功近利。
但这也是近几年的事情,“文革”以前出的书很少却很好,期刊也不多,你能发表一个小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任何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都会被广泛传阅。后来发表、出版越来越容易,你怎么能要求大家都去看短篇小说呢?情况确实已经变了。不过正因为以前发表如此困难,所以那个时候的小说都很精致,就算红色经典,也还是写得好啊。我们现在写作和出版都太过于草率了。
23、不过在美国,不少短篇小说集都卖的不错的。《断背山》的作者安妮·普鲁,收入《断背山》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以及之后的两部《怀俄明故事集》都卖的不错。
王安忆:是啊,她从五十多岁才开始写作,而就是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出名的,这在中国是不大可能的。
24、不仅市场,批评界也很少评论短篇。
王安忆:这是整个文学批评的机制出问题了。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如果仅仅只有几篇短篇小说,还真是不行,没办法说服人。考验一个作家的,不只是能否写长篇,最主要是要有一定的量,持续地写。
25、您有没有无法发表的短篇小说?
王安忆:现在没有,现在写短篇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生产方式,写了肯定发表。我运气比较好,就算在年轻的时候,也很少退稿,而这些年来一直比较抢手。但主要是我写东西还是很认真的。
(2012-10-08 22:37:41)[删除]
原文地址:王安忆写作的秘诀(刘庆邦)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7年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
王安忆是当代最高产的作家。其主要获奖作品有:
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流逝》、《小鲍庄》(先后获得第二、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遍地枭雄》(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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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写作真有什么秘诀的话,请记住王安忆的这段话:“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这是王安忆在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后记中的一段话。
有人说写作所需要的条件最简单,有笔有纸就行了。笔和纸当然需要,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这个条件就是时间。
王安忆深知时间的宝贵,她就是这样抓住时间的。王安忆认为写作是诉诸内心的,她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她看待内心的生活胜于外部的生活。王安忆几乎每天都在写作,一天都不停止。她写了长的写短的,写了小说写散文、杂文随笔。她不让自己的手空下来,把每天写东西当成一种训练,不写,她会觉得手硬。她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她在乘坐飞机时照样在写,足见她对时间的缰绳抓得有多么紧,足见她对写作有多么的痴迷。
有人把作家的创作看得很神秘,王安忆说不,她说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创作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劳动,日复一日的劳动,大量的劳动。她认为不必过多的强调才能、灵感和别的什么,那些都是前提,即使具备了那些前提,也不一定能成为好的作家,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
仅有劳动还不够,王安忆对劳动的态度也十分在意。她说有些作家,虽然也在劳动,但劳动的态度不太端正,不是好好地劳动。如果写了一个不太好的句子,她会很懊恼,一定要把句子理顺了,写好了,才罢休。
王安忆自称是一个文学劳动者,同时,她又说她是一个写作的匠人。她认为艺术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在农村,种地的人不能称之为匠人,只有木匠、石匠、锔匠、画匠等有手艺的才有资格称匠。一旦称匠,“老师儿”们都是“一招鲜,吃遍天”。
读王安忆的小说就如同引领人们往一座风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缓,不慌不忙,不跳跃,不疲倦,不气喘,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上攀。我们偶尔会停一下,绝不是不想攀了,而是舍不得眼前的秀美风光,要把风光仔细领略一下。随着各种不同的景观不断展开,我们攀登的兴趣越来越高。当我们登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终于登上她所建造的诗一样的山峰,让人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
在动手之前就有了规划。比如一个木匠要把一块木头做成一架纺车,他看木头就不再是木头,而是看成了纺车,哪儿适合做翅子,哪儿适合做车轴,哪儿适合做摇把,他心中已经有了安排。他的一斧子一锯,都是奔心中的纺车而去。
王安忆写每篇小说,事先也有规划。除了小说的结构,甚至连一篇小说要写多长,大致写多少个字,她几乎都心中有数。
第四点,近乎匠人的是缜密。一把椅子或一口箱子的约定俗成,对一个木匠来说有一定的规定性,他不能胡乱来,不可违背逻辑,更不可能把椅子做成箱子,或把箱子做成椅子。在王安忆写小说讲究逻辑。她肯定地说:“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逻辑是很重要的,做起来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你要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这是很严格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它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按着纪律推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
感性的鲜活,情感的参与,灵感的暴发,无意识的发挥?一句话,工匠式的劳动是不是会拒绝神来之笔?
换句话说,写就是一切,只有在写的过程中,我们才会激活记忆,调动感情,启发灵感。只有在有意识的追求中,无意识的东西才会乘风而来。所谓神来之笔,都是艰苦劳动的结果,积之在平日,得之在俄顷。
应该说安忆从小的生活是优裕的。可安忆后来表现出来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让我佩服。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写作,让我帮她租一间房子。那房子不算旧,居住所需的东西却缺东少西。没有椅子,我从我的办公室给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没有窗帘,我把办公室的窗帘取下来,给她的窗子挂上。房间里有一只暖瓶,却没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问了好几个营业员,都没有买到瓶塞。她只好另买了一只暖瓶。我和妻子给她送去了锅碗瓢盆勺,还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买了一些方便面,她的写作生活就开始了。屋里没有电视机,写作之余,她只能看看书,或到街上买一张隔天的《新民晚报》看看。屋里没有电话,那时移动电话尚未普及,她几乎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为了减少聚会,专心写作,她没有主动和朋友联系。她像是在“自讨苦吃”,或者说有意考验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她说她就是想尝试一下独处的写作方式,看看这种写作方式的效果如何,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中午,我偶尔给她送去一盒盒饭,她很快就把饭吃完了,吃完饭再接着写。她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我觉得她有些对不住自己。就这样,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写完了两部中篇小说。
安忆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她说她没有什么,她就是比别人对写作更喜欢一些。有人不是真正喜欢,也有人一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了,而她,始终如一地喜欢。她说:“我感到我喜欢写,别的我就没觉得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就这点不同:写作是一种乐趣,我是从小就觉得写作是种乐趣,没有改变。”
王安忆这样热爱写作。1997年夏天,我和王安忆、刘恒我们三家一块去了一趟五台山,后来我一直想约他们两个到河南看看。王安忆没去过中岳嵩山的少林寺,也没看过洛阳的龙门石窟,她很想去看看。2008年9月中旬,我终于跟河南有关方面说好了,由他们负责接待我们。我给王安忆打电话时,她没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电话。我说了请他们一块儿去河南,李章说:“安忆刚从外地回来,她该写东西了。”李章又说:“安忆跟你一样,不写东西不行。”我?我不写东西不行吗?我可比不上王安忆,我玩心大,人家一叫我外出采风,那个地方我又没去过,我就跟人家走了。我对李章说,我跟刘恒已经约好了,让李章好好跟安忆说说,还是一块儿去吧。我说我对安忆有承诺,如果她去不成河南,我的承诺就不能实现。李章说,等安忆一回来,他就跟她说。第二天我给安忆打电话,她到底还是放弃了河南之行。安忆是有主意的人,她一旦打定了主意,任何劝说都是无用的。为了写作,王安忆放弃了很多活动。就连她得了一些文学奖,她都不去参加颁奖会。
2001年12月,王安忆刚当选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时,她一时有些惶恐,甚至觉得当作协主席是一步险棋。她担心这一职务会占用她的时间,分散她的精力,影响她的写作。一些同辈的作家当上这主席那主席后,作品数量大大减少,她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她说她还要坚持写作,因为写作是她的第一生活,也是她比较能胜任的工作,假若没有写作,她这个人便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当上作协主席的第一年,她写东西也比往年多,几乎有些拼命的意思。当成果证明当主席并没有耽误写作时,她似乎才松了一口气。
王安忆每天给自己规定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完成了任务,
作为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义务的作家,王安忆有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本打算坐下来写作,却被别的事情干扰了,这时她的心情会很糟糕,好像整个人生都虚度了一样。对王安忆来说,写作才是硬道理,就对写作的热爱程度而言,王安忆有点像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一则日记里提到,因为生病,他一星期没能写作。他骂自己无聊,懒惰,说一个精神高贵的人不容许自己这么长时间处于平庸状态。就思想劳作的勤奋和强度而言,王安忆有点像鲁迅。鲁迅先生长期在上海写作。王安忆跟我说过,中国的作家,鲁迅的作品是最好的,她最爱读鲁迅。王安忆继承了鲁迅的刻苦,耐劳,也继承了鲁迅的思想精神。
王安忆的小说都是心灵化的,她的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心理的时间内,似乎已经脱离了尘世的时间。她在心灵深处走得又那么远,很少有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别说是我了,连一些评论家都很少评论她的小说。在文坛,大家公认王安忆的小说越写越好,王安忆现在是真正的孤独,真正的曲高和寡。有一次朋友们聚会喝酒,莫言、刘震云、王朔纷纷跟王安忆开玩笑。王朔说:“安忆,我们就不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一直写得那么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远了,连个比翼齐飞的都没有,你不觉得孤单吗!”王安忆有些不好意思,她说冰心在文坛有不少干儿子。震云对王安忆说:“等你成了安忆老人的时候,你的干儿子比冰心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