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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文炳，字蕴仲，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小说家。自1922年入北京大学求学始从事小说、新诗、散文创作。其时的小说多收于1925年新潮社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其后，他便以废名的笔名陆续出版了4本小说，包括1928年的短篇小说集《桃园》、1931年的短篇小说集《枣》、1932年的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1947年《文学杂志》复刊后，废名写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这个刊物上连载，所写皆为战时在黄梅乡间避难与教书之事，共发表17章，虽未写完但“可算独立的作品”，也可算《莫须有先生传》的续篇”。
    废名的创作，多取故乡湖北黄梅乡间生活的一角，写儿女翁媪之事，借以传达主体朦胧的意绪和淡淡的哀愁。黄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风土人情深刻地影响了作家主体文化精神的形成和结构。废名曾说，他幼时在私塾里所受的教育“完全与我无好处，只有害处”，“只有‘自然’对于我是好的，家在城市，外家在距城二里的乡村，十岁以前，乃合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往’，而成就了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废名曾写诗题赠友人：“小桥城外走沙滩，至今尤当画桥看。最喜高底河过堰，一里半路岳家湾。”“岳家湾”即外家，它与“高底河”皆为实有地名，是废名10岁以前“怀良辰以孤往”之地。深远的儿时记忆和悠长的故乡怀念，使作者对自己的儿童世界任何时候都记忆犹新。本文就是要通过考察废名家乡黄梅所带有的“儒禅”文化精神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来揭示作者“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文化心理结构及“超然物外”的审美眼光所赖以形成的客观环境。
    黄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特色，是作者梦之所在，是其灵魂栖息之地。它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对废名的心理、思维和个性的形成和演绎都产生了巨大的规范性作用。它奠定了作者身上的多种气味：“这种‘废名气’……可以说是一种寂寞的苦味，慈爱的、充满人情的、而又有点神光的仙气，再加上突然而至的奇思怪想的怪戾之气……”在《桥》中，作者以《“送牛”》、《“送路灯”》、《清明》等篇章中描绘了送牛、送路灯、上坟等黄梅地区的典型性风俗文化。这些风俗文化不但表现了乡民们的“郑重其事、满怀虔诚、并非轻浮随便”以及“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的儒家伦理道德，而且传达了乡民身上的“淳厚、善良的人性美和温馨的人情美”。这些几千年积淀传承的儒家文化的“健康的、美好的、人道的”因子渗透到乡民的深层心理、情感和思想等整个生命结构的运作机制当中，从而形成了他们倾向于各安其位、内向克制、追求和谐的性格特征。废名自小就受到这种健康、美好的儒家文化气息的熏陶，其心态也总是倾向于“适可而止、不过激”的儒家中庸思想。虽作者性情急躁，充实于自己的本能，但他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精神生命的境界，即自我意识的崇高化、价值化、道德化，而不以自己的个性气质用事，如粱漱溟所说：“东方三家之学不相同也，却均在主动地对气质上下矫正功夫，提高其生命的自觉性，以进于生活上的自主、自如……避免气质用事，要为三家相通处。”黄梅乡民身上所体现的“人人有道德、人人得其所、人人无私心、人人尽其力”的儒家大同精神，成为作者一直追慕和眷恋的田园梦境的精神支柱。这种田园梦境是“自给自足，带朴素人道主义的原始宗法社会”的蓝图。“大同思想是……一种社会理想。……孔子的‘老安少怀’、‘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兼爱’、‘尚贤’、‘尚同’的改良主张；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井田构想，无不以大同为价值取向。儒家伦理是入世型伦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不到真、善、美的源泉时，人们只能把价值取向指向远古。”作者用这种“不至之岸”的理想世界抚慰自己的心灵，暂时忘却都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漠、丑陋和自私的文化情绪和氛围。所以，儒家文化对作者内心的规范，即以现实、人道、道德为本位的作者主体意识的显著的价值观念及其顽强的生命力，便成为后来作者心理精神分裂的内在机制及根本原因，是作者人生和创作的基本而核心的思维和价值定势。“具体而真实的我，是透过实践以完成人格所显现之道德的自我。此我是真正的我即真正的主体。”这时，作者主体心理中产生了顽固的“道德的自我”根子的萌芽。通过作者对自己心目中的“儒”与封建伦理道德之关系的考察，可以确定他心目中的“儒”是一种“以仁为人”的人道的价值取向：“一直到在大学里读了外国书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完全是扮旧戏做八股，一脚把它踢开了。从此自己能作文，识道理，中国圣人有孔子，中国文章有六朝以前，而所谓古文是八股的祖宗。”
    下面我们继续考察黄梅与禅宗的历史渊源及作者家族“信佛”的文化气息，来揭示作者内心固有的以“超然空灵”特色的退隐、出世精神赖以产生的客观背景，并进一步考察作品中描写的和尚、尼姑的心态特征，即作者在禅或佛文化里关注和追求什么，作者如何将自我意识的价值取向隐藏于具体的文本内容中，进而明确揭示出作者主体生命的价值取向与范限。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同时被介绍到中国。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在中国扎根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隋唐时期，形成了在佛教理论、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其中，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上影响较大的是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禅宗五祖弘忍即是湖北黄梅人，他受衣钵于四祖道信，传衣钵于六祖慧能。黄梅城外西南一里许有东禅寺，是慧能受法于弘忍处；黄梅城外西北三十华里处有五祖寺。居住于禅宗圣地的作者家族自然信奉佛教，有时（如作者6岁时得大病，几欲至死）他们带他去寺庙祈福。作者在散文中曾描写他童年时受佛文化气息吹拂的具体情形：“五祖寺是我小时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因为我记得那时我是大病初愈，还不能好好的走路，外祖母之来五祖寺进香乃是为我求福了。”“富贵人家，父母之丧，家中请了和尚或道士做法事，法事的最后一场便是化笼，即将阳世间为阴世间备的金银财宝装在纸笼子里一举焚之。这个热闹，难得几回有，有则总不忘记了。”由此可见，作者在童年时期对佛或禅文化就已经很熟悉。这种习禅的生活情趣有助于形成作者跳出习惯的圈子以外观照世界与内省返观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并成为作者以后人生和创作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作者在北大求学和任教期间，不仅私下爱谈禅论道，而且常打坐入定。周作人曾就此表现作者当时的特殊体验：“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为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谓幸矣。”1927年，废名因张作霖入京并改北大为京师大学堂，愤而休学，蛰居西山正黄旗村时，与同乡熊十力交往密切，常与其谈论儒道异同之事。熊十力研究佛学，曾应聘于北大讲授《佛家名相通释》。这段生活经历对其《莫须有先生传》等创作很有影响。废名在抗战期间回家之后，写了一部佛学专著《阿赖耶识论》。作者这些对佛、禅的探索和兴趣也都是童年时埋在他内心深处的习禅的生活种子生长出来的果实。这种“禅”化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禅”化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观照，对作者将自己的精神生命提升到别一境界，作用颇大。但作者后来对“禅悟”的极端性理解和体验都是由于作者忠于其本能的性情的产物。
    在废名小说对和尚、尼姑的心态特征的表现中，我们同时可以体味到佛、禅在他内心中的分量和价值，展示出作者纵使选择和追求佛禅文化，但其主体生命仍被儒家文化精神所控制、束缚的状态。从其早期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到1932年的《桥》（上部）乃至到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作者一直喜欢用和尚、尼姑的生活作为自己小说的题材。但其笔下的僧尼，没有因得道或成佛而喜忧，没有把自己的精力投注于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上，却往往由于各样各色的原因而烦恼，而且对于自己追求的这些世俗方面，他们也并不感到悲观、遗憾。《火神庙的和尚》里的金喜总是因为生存和生活问题而烦恼，而且还抱有死板、教条的修行观念；《四火》里的城隍庙和尚以佛教教义来哄乡下汉子拿到一只黄毛公鸡，对石大先生娘子则投以阴险的眼神；《沙滩》里的紫云阁尼姑见了“无论什么人，尤其是年青的姑娘”，总是述说自己以前的爱情故事；《文公庙》里的和尚心里充满憎气火气一类的“怒”感，而没有宽恕仁厚的慈悲之心。由此可见，作者笔墨着力之处在僧尼心中那近乎常人的七情六欲，而不是出家人所该追求的那种虚静、淡泊、超脱的心态和飘逸、空灵的精神境界。通过作者所描写的那种没有一点超脱、出世的念头和精神，却紧紧系在此世，只为眼前世俗之事而烦恼、挣扎的僧侣的心理状态，我们可以把握到作者在佛、禅文化里关注并表现的是作者自我意识的道德取向。也就是说，作者着眼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以此揭示出和尚、尼姑心中不道德、不健康的堕落的人性方面。这些僧侣形象正体现出作者整个人生和全部创作的个性特征，即“不僧不俗，亦僧亦俗”。从表面上看，作者像和尚尼姑那样具有静坐山寺参悟佛理的生活方式，体验着在禅中忘却并消解现实苦闷和日常烦恼的生活趣味，但其内心仍充满“贪、嗔、痴”的诸种常情，并流露出明显的道德意识，正如卞之琳评价废名时所言：“他虽然私下爱谈禅论道，却是人情味十足……”
    废名那种超然物外的审美心胸及审美眼光和超拔的人格境界，不仅仅直接得益于黄梅独特而浓郁的佛禅文化传统，而且也离不开其山青水秀、如诗如梦的自然环境的养育。东禅寺、四祖寺、五祖寺“都是著名的丛林，尤其是五祖寺，规模宏大，建筑成群，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是旅游胜境。以上所说的这一切，组成了黄梅传统文化的特色。这对于废名是有影响的”。黄梅的地理位置与现代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商品化相隔较远，而趋向于封闭、原始，具有“内向性”的社会性格特征。黄梅县城地处湖北东端，东邻安徽宿松，南临长江，对面为江西之九江和庐山，北靠大别山。因而这种地理环境，容易造成“艺术家式的内向性”心胸。尤其是作者童年时几乎生活在距自己家二里的外祖母的乡村，即岳家湾，它是最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没有遭遇现代都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纯粹的“道德”本体的理想世界。所以，他的田园风小说中的或是背景或是角色的自然景物都是以自己外祖母的乡村世界为原型来构造的。在废名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优美恬静的自然风景：《柚子》中小河环抱山坡起伏不定的岳家湾，《桥》中竹林簇拥杨柳依依的史家庄，《菱荡》中翠竹绿水、小桥孤塔的陶家村。行文中内蕴着一种统一、宁谧、和谐的节奏美，作者敏捷地从日常景物中抽绎出一种美的感受，显示出他对生活的一种欣羡而又富诗意的态度，流露出他对故乡、乡间父老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淳朴的民间风习和文化的热爱。尤其是《桥》，简直是“田园山水画”的连缀，正如朱光潜所说：“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前后的景与色调都大同小异……”作者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这种与整体时代色调不协调的封闭性文化环境中，以水墨画般的笔触来表现和赞美故乡宁静恬然的自然环境，并把对平凡人生的描写与诗情画意相糅合，相交织，发掘自然的古朴美、意境美，表现人物的情感美、道德美，以此摆脱尘网的束缚与羁绊，以一种超现实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来远距离地静观人事。《菱荡》、《桥》中的浣衣妇宛如溪流一般清澈、欢快和活跃；《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勤敏活泼、淑静清纯，自有一种自然、朴素、健康之美。废名小说中人物的情感美、道德美，是一种静观的空灵的美，它来自于青山绿水的钟灵毓秀。废名的小说，不像20年代的其他乡土小说作家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和启蒙精神，着意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所以，“自然”养育了作者田园风小说中冲淡平和的审美心理和平实朴讷的审美风格，并打下了作者“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的根基。另外，作者以审美的态度和浩然胸次，即自自然然地一死生、泯物我、超利害、同是非的对人生的审美态度，能够站在远处看人间的浩然胸次，来陶冶自己的人格境界，克服自己“忠于本能的急躁性”的气质。对作者的气质，作者的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激烈”、“热肠沸涌，不能自已”、“急欲达意”。废名自己也这样说：“我有一回在家里发脾气，他（指废名的哥哥，作者注）问我，我看你做的文章非常温和，而性情非常急躁。”作者的这种即自性、抒情性气质，通过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渗透到田园风小说平静超然、冲淡飘逸的风格特征之中。也就是说，作者在自我个体精神生命的价值取向中，把因自我的忠于本能的气质而形成的对人和事过于执着的不健康甚至畸形的心理状态，通过审美境界，努力过滤并提升到一种与天地万物浑元一气流通变化而不隔的大道上。而且，作者的亲自然、归自然的心态取向使得他后来容易去接受禅、道一类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行为，并有助于作者建构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和艺术空间，从而消除一切外在现实及内在性情中的束缚、庸俗和偏狭，并达到一种物我齐一的绝对自由、永恒的超越性境界，正如诺瓦利斯所说：“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全的自我同一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废名从小起就生活于儒禅道三种文化精神同时存在的和谐的环境中。黄梅独特的佛禅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静谧优美、钟灵毓秀的青山绿水，都成为作家“独来独往耳闻目见而且还‘默而识之’的经验”，这自然养育了作者心理结构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多维特征。因而，在作家废名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叛徒”式的对社会现实的忧患与执着的道德意识，又能看到禅士式的沉思静观、无所住心的超脱空灵的精神境界。相对来说，前者是作者的文化精神生命的主导趋向特征，而后者则是作者自然生命的存在趋向。前期废名心理结构中存在的儒禅文化精神并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而是彼此相渗、和谐共在、相辅相成的和谐状态。后期的废名，因作者逐渐认识到自我精神生命的根柢及其价值观念对个体生命机制的顽固的干涉和表露，使得他心中的儒禅道由和谐状态进入了冲突和对立的局面，从其1928年至1932年间先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桃园》、《枣》和长篇小说《桥》（上部）中，可以看出作者内心中儒禅道不同文化心态之间不断冲突、不断磨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