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乾隆而不是嘉庆道光

曹东勃先生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是乾隆十三年》——里面说：

一位老友与我又讨论了，高王凌先生此书为何独对“乾隆十三年”这一节点情有独钟？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我认为高先生由此切入，在于这一年的重要经济意义和背后的政策取向的变化。这一年的国家粮食储备规模提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而同时也发生了一场以粮价上涨为标志的通货膨胀，继而引发各地一些著名的群体性事件，这对乾隆此前力推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这和1998年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惊人相似，政府把事情管起来，制造一种稳定的流通秩序，所谓“占领流通主渠道”。但是，政府提高保护价是否就能把农民保护起来呢？政府到底有没有这个财力呢，是不是可持续呢？这些都是乾隆朝头十三年里朝堂热议的经济议题。

乾隆一直自负于自己对这个官僚体系层层克扣、造成政策漏损的各种猫腻了如指掌，也多次批示训斥、警告下属他什么都清楚，勿谓言之不预。可是乾隆十三年后，此前常提的很多实现王朝复兴的政治口号如“回向三代”以及所做的政策探索，都罕有提及和再难推进，只是任由体系自发运转，再少有“折腾”。一个事实是，乾隆时期带有福利救济色彩的政策确实是远超乃父乃祖，政府功能的扩张非常明显。政府扩权，这正是布罗代尔所观察到的全球共时性现象。（下略）

近来“乾隆十三年”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好像电视上还有一个讲座，花说柳说，不管怎样吧，对我来说，都是好事。

不过，今天我还要把这个议题加以引申：为什么是乾隆，而不是嘉庆、道光？

此话起于去年的老教师会议，当时有人说，以后应该把嘉庆、道光（也就是十九世纪上叶鸦片战争以前一段）当作清史所的研究重点。我当下就表示怕行不通。

一年过去了。这件事果然“黄了”，不再有人提起。

今天“旧话重提”，并不是表示我有“先见之明”，或什么“直觉”，眼光“犀利”。那有什么意思？混个名吗，那不正是老天的大忌（那天我在公开演讲中说，每每想到这里，如“醍醐灌顶”，名心就“凉”了下去，只想做一个本色的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借此公布这些消息，不过是要大家知道，不要再走冤枉路，如此而已。

在国图的演讲，也有人批我不该批评单位（可能是指我所说的“虚妄史观”、“埋汰经济史研究”等等）。我也该用这句话来回答。瞻前顾后（或者做一个“乡愿”），对于那些严重的学术倾向，不指出来怎么行呢（这都见不得，有一天发现那个著名的国家项目不公开不出版，还不以为是天塌了）？

至于我曾经提倡的“政治史”研究（大约在2009年），在单位里多少也产生一点影响，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令人不免有“明日黄花”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