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不主张上条陈

我在大学里系统地讲课，其实不过十年时间，以前只是零零拉拉的，在国内讲的还不如国外的多。

大约十五年前，学校开始实行“消灭研究所”政策，I（Institute）都变成了D（Department）。不但消灭了挂牌研究所、野鸡研究所，也“顺手”消灭了正牌研究所，包括“觊觎已久”的清史所，——我写这些，可不是想清算谁人，而只是提供一个背景，以“三省吾身”；别人，才懒得管，也不屑于管他。

清史研究所建立在一所大学里（而未设在社科院），并不是什么个人的事儿，而是国家的决定。所以一旦面临转型，老领导戴逸即想不通，说：一人上三门课，（咱们所）三十多研究人员，九十门（清史）课，谁听啊（我们也没有本科，只有不多几个研究生）？他说了当然没关系。可是头一个礼拜，我就是这么说的，您想多烦人啊？

一开始我也有点漫不经心，经过好几年时间，才跟上趟，叫“思想转变”也好，叫“改过”也好（“年老改过”，钱穆引孔夫子语，参见08年10月博客），我才系统地，一学期一学期地上课（第一次来听课的社会学系同学，现在从哈佛都毕业了），渐渐的由一门增加为两门，最多时一学年上五门课。全方位跟同学接触，也就全方位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从专业到做人，到他们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包括搞恋爱的女生别惦着男生的钱包，一笑）。

从课堂上，到后来的博客里，我都多次跟同学们说，不要写条陈，上奏摺（想写点什么并立马收效的同学可不止一个呢），甚至不要想什么救国救民救天下，只把自己救出来就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就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写条陈”怕会得“软骨病”；

其次，“写条陈”不是“学术研究”，是一种“政治行为”，于同学不合适。

今天我们只谈第一个问题，后者还是少谈——其实老师也只能教学问，“实际政治”是教不了的。“刘项原来不读书”，听说哪位是“教”出来的？

一心想“上条陈”，让上边接受的人，可能骨头先软了，脊梁先弯了，表现为：一，在材料上，使用对方认同的“事儿”；二，在思想语言上，使用人家认同的“理儿”。

比如说人口研究吧。使用的都是公开发表的官方统计数据，不管它可信不可信，“真实数字”呢？问也不问，装做就没那回事，既不得罪人，又“便于”对方“接受”。语言逻辑呢，也是跟对立面一致，比如，人口很少了，您就别“计划生育”啦好不好？好像人口很多，就该“砍杀尔”似的。

我对这样“上条陈”还有一点意见。就是各位应该“近距离”来做，否则无法了解政府内的许多“猫腻”，那些表面数字背后的“东东”，另外可能存在的秘密数字，……不深入其中是无法了解的。而且呢，“上条陈”也不应该躲大老远的，或在国外，安全是没问题了，自己常年“吃香喝辣”，就容易产生一种情结，一种“愧疚感”，越弄越“左”（此非“左右”之“左”）。那些ABC家庭的情景，我在美国已见过不少。

还有，最后我要说，“上条陈”，可是谁要听？你要给谁？最近我发了一篇关于“发展组”的文字（《领导者》2011：6），可发展组那年代早就过去啦，不要“自作多情”，弄个“乞讨者”当，那是何苦来哉？

十天没写博客，说起没完，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