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发现什么样的历史，之三
(2011-02-09 09:52:13)
刚到美国学历史的心态，在中国没东西可学了
茫茫黑夜漫游：回到留美历史学者的话题，当时高老师1986年开始筹建历史学会的时候，本身历史学在美国是一个相对悲观的状态，我看这里面余茂春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就写他当时去美国参加美国历史学会的百年年会。发现兴冲冲要去学的历史学，实际上在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很悲观的状态，我想了解一下当时中国学者的想法。
高王凌：到底我们这批人出国去是一个什么目的，有没有目的？然后在历史上客观的说，最后将成为一个什么目的？这个话都不好回答，但是我们当时是一心向上，一心求学的，这个劲特别足，我们也不管他美国学术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很多人自我想法多一点，有的是慢慢探求自我的想法，像王希做的就很不容易，美国史是没有问题的史——就是人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
王希：该做的经典问题都被做遍了。
高王凌：不像我们中国史这样的，但是我们当时都在不断的摸索，都在自我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和美国史学界当年面临的那一步也离得远，我们有的人是继续追寻它对中国史的一个挑战，像巫鸿很可能就带有很强烈的一些意识；有的人重新建立，重新建立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们当时不受美国的这个影响，但是国内当时也有史学危机的批评。
咱们的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王希也说过，你也谈到了，就是它和当下社会的关系，怎么建立起和当代社会的关联，对当下的关切？这个问题无论你搞多古代的，像巫鸿搞考古，但实际上有一个当下的关怀问题。这个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简单的东西。
王希：我很同意高老师刚才说的判断，余茂春教授主要是指美国史，美国史领域里面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新领域，对传统史学做了挑战，种族史、妇女史、社会性别等等，打破了传统史学的那种大一统的格局，新一代史学家在美国史领域内成长起来，出现了一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碎化”的情况，传统的神话和大框架被打破，这时候许多历史学界觉得慌张，有些不知所措。我觉得，这正好也是美国史学换代的时候，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激进学人，在八十年代开始成为挑大梁的学术力量。
而我们这批刚去美国的学生，当时抱的信念是要去学习，有一种冲劲，还抱有一个希望。我们当时还是处在进入的状态，不太能够看清楚美国史学界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因为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并不需要与教授争夺资源，而现在我们这批人，已经进入到这个体制内部了，有些人已经可以跟美国人平起平坐来争论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争论。所以这里有一个阶段和认知差别的问题。
当时国内史学的发展还处在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阶段。譬如，我们作者中的邵勤教授和陈兼教授，他们两人出国前就小有名气了，一个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一个是研究二战史，都已经获了奖或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但他们两人当时在出国前共同的感觉是在国内已经没有人可以教他们新的史学方法了。所以他们到美国去寻求新的研究方法。
去了之后他们要重新学习西方的那一套，也就是说，当西方人在批评自己的方法的时候，这些方法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也许还是崭新的。现在就不再是这样了，大家开始探索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思路了。
高王凌：我来解释一下，当时我们的心理，就跟我跟《读书》杂志这一、两年接触，我批评他们，那个时候《读书》为什么办得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渴望，“崇洋媚外”，你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什么事不知道了？你还来那一套，什么外国人怎么着的，中国人早腻了，中国人都知道了。而且中国人现在“自大狂”得厉害，我们什么都行，那时候真的是可以用”崇洋媚外”几个字，真觉得我就是来学的。我到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个心理，我要知道你这儿所有的研究。现在30年过去了，你不写点自个儿的东西，那怎么行呢？时代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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