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君难”

黄仁宇先生的大作，我收集的已很全了，包括他送给我以及被人拿走不还的。及听说他还有“唯一”的一部小说，就发动同学，终于找到了《汴京残梦》（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无独有偶，后来又发现了《长沙白茉莉》（九州出版社，北京，2009），看来他的小说就不止一本了（其实，黄先生以笔名发表的短篇还有一些，出一套黄仁宇的全集恐怕并不容易呢）。

《白茉莉》是说主人公“我”，自江西把通过土改从地主老财那儿弄来的成箱的金银财宝，充作某种费用，运到上海的故事。且不说它。《汴京残梦》讲到却是大宋宣和年间至靖康初年的事儿。

那几年，大宋真是达到了它的鼎盛。刚刚重新修整了京城，皇城的东北角，开辟为一个大苑囿，造万寿山，配“花石纲”。计划中的项目还有创作《清明上河图》，书中人物故事即此展开。

其时太师提倡“丰亨豫大”，太尉在“北方拓土”。及至大功告成。有谁想到，不过几时，金兵竟打破了汴京。这真可谓莫大的讽刺了！

书中精华，是说大宋皇帝处于百官的包围之中，凡事不能不“马虎迁就”。“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做主，其实不然。朝令也要透过各地府尹县令才能下达闾阎里巷，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如果事出创始，就连皇上也不敢怠慢，怕那监察官寻到错处，写进札子。皇上稍作“分外之事”，即有臣下诤谏。但“如此登场应卯，又与一般百官有何差别”？昔日杜太后即向太祖提及“为君难”，朝中公私上下左右的是非，又如何能由皇上只眼独断？宋朝末年，连皇上自己都不能一言九鼎对和战决策，还要叮嘱自己亲信的大臣忍气支吾。一个主将要受几十个文臣监督指摘，与金人一个行军元帅就是一个小皇帝，又如何相比……？

另据《退斋笔记》，当年宋神宗对西夏用兵失利，恼怒之下准备杀一个误事的转运使。这时候宰相蔡确提醒他“祖宗以来从未有杀士人事”，神宗沉吟良久，说：“那就刺面，发配远恶州军！”但执政章惇认为那还不如把他杀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因为脸颊刺字是对犯人永久性的侮辱，神宗悻悻道：“快意事一件也做不得”。

以上所述，大约就是传统政治的“常态”（黄仁宇研究的主要即宋、明两朝历史），一般为人所称道的一种状况吧。“天花板”或许是拆除了，但拿什么罩得住呢？或者，为避开那块“天花板”，而堕入歧途，亦未可知？

在我看来，这恐怕还不如清代的“一切出自朕躬”了。倒霉看反面，乾隆上谕，本朝“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大约也就成了其“专制”的“自供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