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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紧接着上一封的。接到何先生的这一封来信后，我就去北京饭店见了他。随即安排他在人民大学演讲之事。

5月28日，何炳棣来人大演讲。地点：铁狮子胡同一号，清史研究所资料室（原大清海军衙门、段祺瑞执政府）。

主题，记忆里还是清代人口及耕地问题。

记得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家是不是应该关注当代？何先生回答干脆之极：当然！要不然他就成不了大的历史学家！

背景是，经过文化革命，“借古讽今”等等，大多数老师都“谈虎色变”，不同意把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这也情有可原。但它却不是正确的治史之道（现在看来，问题不在于联不联系今天，而在于拿什么跟什么连接；在于章学诚所说能不能“平心”去作）。

何先生研究的一个核心，就是所谓“亩”是什么？“人丁”（人口）到底是何涵义？他借助的就是英国史的训练——何谓“亩”，英国历史上有一套说辞的。我遂问，这些话您不是都说过了？何先生：那值得一说再说（大意）！

费正清（Fairbanks）曾在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序言中说，“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何炳棣博士将成为声明这一点的最后一人。”其后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参见“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77—111），体认到这些统计并无使用的价值，尤其是中国耕地数值，它无法订正，也不具备可比的价值。可惜的是，学术界不信这套的还大有人在，问题确不是一下就可以解决的。

回想起来，接送何先生，都是坐公交车，而且也没人给让座儿。以何先生的魁梧身材、洪亮嗓音，恐怕也不会有人让座吧。记得“传世之作”一语，就是公共汽车上他对我说的。

何先生的《中国人口研究》已成为“传世之作”，时隔好多年了，我们有没有了自己的“传世之作”呢？ 

简介（http://baike.soso.com/v605644.htm?pid=baike.box）：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大学毕业，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45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及西欧史。1948年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汤普逊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何炳棣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更于1975—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