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数据史料——从学术的角度看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数据史料，历来存在两派意见。一派倾向于把它视为现成的统计数字，拿来就排比计算，特别是在“计量学派”的眼中。一派则主张先要弄清它的内涵，“综合”之后，再作“分析”，代表人物有黄仁宇（参见《黄河青山》）；而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何炳棣（参见《中国人口研究》中《丁的内涵》一章）。施坚雅则因中国数据史料的不大可靠，一度转向日本史研究。这，可能也使美国许多“年鉴学派”的追随者，大为丧气。

我本是学经济史出身，“出道”不久，在80年代初，就因研究清代耕地、人口数据问题，而受到老一代学者的称赞，包括我写的关于清代人口的“考据性”文章（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77～111）。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际交流会上，我也曾跟哈佛的同仁表示，中国的耕地数字“不具可比性”，“没有使用价值”（这无异批评了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核心论点）。

不错，中国拥有丰富的数据史料，但如何对待这些数字资料，如人口、耕地、粮价、亩产量，……以及地租额等等，却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我初遇这些问题，也不免有许多疑惑，后来才发现，把它们想当然地当做一种（现代的）“统计资料”，拿过来就“现炒现卖”，作纯“理性”和“科学”的理解，恐怕并不妥当。对于这些史料，必须深入它的内涵，如果不能破解这层意思，我们历史学家可以说就没有尽到责任。

连国家最基本的数据都弄不清楚？为此我曾经很瞧不起那些“旧统治者”。但现在回头来看，自一百年来，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土地丈量，至今“航测”所得的20亿亩耕地，既无法与原有面积对号（统计数字是16亿亩），也不为各省所接受。人口数字，在最近十年也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13亿人口8亿农民，已经说了多少年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改变态度，并设法理解：历史上为什么这样去做（不把基本数据弄清），它有何道理？这里面恐怕都包含有许多“学问”，也属于我们历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现在中国已是一个现代国家，“理应”把这些数字都弄清楚了的。遗憾的是，我们仍面对了一笔笔“糊涂账”。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

这是我一向所主张的学术方法，所以，当那些博友们对我说，相信官方的数据吧！不要再说中国有很多人口啦（如13亿以上）！诸位，你们就可以理解我是多么的“尴尬”。

所以，我与友人的分歧，一在是否“从事政治”以及“上奏摺”从政，一是在思想学术方法上，也有我们“立场”的不同，而不得不予辨明。

盖对那套官方统计数字，有人“信而不疑”，我却很难做到；而我的“看家本领”之一呢，又是如何破解这些“（数据）史料”，要我放弃一贯的立场和思想方式，怕是不那么简单吧！

如何“勘破”史料表层以下，这也是我此次赴法访问感受最深的一点。为此我曾写有一篇博文（《法国人与中国学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