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没有人能把争“正统”这一问题,阐述得比何炳棣先生更清晰、更透彻也更雄辩的了,但上面提到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着,那就是无论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被“儒化”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以“儒化”的方式统治中原达到了如何的成功,但是,他们是否把这种“儒化”带到了西北、东北以至于西藏等广大非汉地区呢?他们在那些地区是否就是以一个汉族中央王朝君主的形象出现的? 他们是否是以儒家的那一套政治理念、统治方式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所谓的“大一统”,或者他们对那些地区采取的确实是另一种统治方式? 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敢于轻易地对此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论断。说到底,汉地有汉地的“正统”,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统”,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汉地存在,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所以,清王朝在征服诸少数民族地区时并不以“儒化”的形象出现,反而更便于赢得汉地之外的统治合法性,而这才是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达近300 年之久的关键。

这里便涉及清朝统治的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所有治清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让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统治如此长久的原因。问题还不止于此,正如Waley Cohen 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将满洲以及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予以比以往更多更严肃的关注。应该将此作为新清史研究的中心目标。因为它的意义不仅作用到中国和其他横跨中亚和中亚以外各帝国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皇权、帝国语境,以及向现代转化等更普遍的诸多难题的理解。(转引自Mark.Elliott : Manchu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ntie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 Gakushuin University , To Kyo , 未刊稿)如此重大的、具根本性的问题,凭借一朝一夕之功,靠一两个学者的努力,当然是无法得到完满答案的。而“新清史”学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对于这些清朝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这些被“大一统”统进中国的新臣民,他们如何记录、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仅仅凭借由汉人记载的汉文史实是远远不够的,非要从他们用自己的文献中才能得到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答案,而他们的文献大多数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字。何况清朝统治者与他们来往的官方档案文书,直到清朝中叶甚至以后,也多用满文书写,所以“新清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这构成“新清史”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热衷于谈论“大一统”的很多学者,迄今仍未自觉到这一点,更遑论使用这些文献并使研究有所突破了。有关“大一统”的讨论流于表面,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从开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谓无意义。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本应更切身、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学界,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史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阐述数量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硬、调子越来越高,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难以深入、难有突破。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高水平的反驳,如果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那么,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还有什么是更值得关注的呢?

作此小文,以待方家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