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与责任所在

1986～87年，我在美国访问（路思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正值中国史研究的十八世纪热，我自己恰好也研究十八世纪（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遂借机访问了不少大学。在哈佛，我见到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考，对他说：五年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将要兴起。1993年我再赴美国，又见到他，没想到我的“预言”竟完全实现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又多次预言，中国史研究新的重心，即将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首先是前十年和三十年）！

而且，在我看来，如果说前两个领域是美国学者“领先”，在当代史，中国学者却是可以“当仁不让”了。

原因很简单，研究当代历史，本土学者有优势，下乡方便，语言易懂，特别便利于口述访谈，更不用说查阅地方档案了。

我也多次表示，中国问题特别复杂，尤其是当代和当代史，打个比方，就好象“剥洋葱头”，一层层剥下去，才可能发现它的“内核”。哪里是玩玩表面材料就能做到呢（如基层粮食部门几乎年年都在“调整”“拨拉”那些产量数字，以为下年之需，如何可信，参见“回乡纪闻”）！

有些同仁特爱跟国际“接轨”，写一篇文章，结论就是符合不符合国外的某项“片汤儿理论”，或者感叹：“这是假的”，“所说与所做不符”，——而不想想，这回答了我们自己的什么问题，——算是什么结论？

其实，美国传来的许多都是“二三流学问”，什么“不真实论”、“感情因素论”，还有“暴力传统论”，等等，真不知迷惑了多少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