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是我的一个“发明”，所以也遭到很多“反对”。

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则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不等于理学家或考据学家）《大学》的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参见“最后的耶稣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只不过内容大有不同罢了（参见“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自皇帝至政府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关于陈宏谋，参见罗威廉《救世》）；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经学家。

在清代“经世学派”的“谱系”中，陆世仪、陆燿皆具有重要的地位（参见余芬：“陆世仪的经世思想和他的历史地位”、苗华国：“陆燿经世思想研究”，2006，硕士论文），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些。

这是我的一项尚未完成，也不一定非要完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