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不可割裂的，但有时为了研究和写作的方便，又不得不把它分割开来。我主张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阶段（即从雍正十三年到乾隆十三年），是有若干考虑在内的：一，它本身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极具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写“编年史”，虽不至逐月逐日，但仍不外“具体历史”，须讲求“接近现场”、“近距观察”，乾隆初年这一番“进取”和“顿挫”，恐怕是不能忽视的（前人的轻视并不能成为我们也那样做的理由）；二，高宗皇帝（俗称为乾隆皇帝）晚年自称一生完成两件大事，一为南巡，一为西师，都是在这以后，当属另一阶段，那么这前一个阶段该当如何认识？所谓“回向三代”的追求（包括粮政方面的努力等），算不算得一件大事？进而言之，到底应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所有这些，恐怕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探讨。

如果按照布罗代尔三种时段——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说法，那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不是前二者，不是“结构”和“局势”，而主要就是“短时段”和所谓“事件”了。

这样来写历史，就不能总是“高屋建瓴”，而势须回到“地面”上来，作“细致”的描写。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写出该段历史的特点（如乾隆朝特有的东西），也会给人距离“很远”的感觉（且不说“高高在上”），而非接近古人，尊重当事人，——这一点十分重要，是应该特别强调的（返观旧古书如《清史稿》等于此也不无可议），——这里，光靠庞大的宏观叙事是不行的，相反只有过细的多角度异质化研究，才可能打开旧的局面，和有利于观点的创新。

所有这些，也涉及到写作正史（如大清史）的一个“道义原则”问题。

什么是“道义原则”？有没有这么一种“道义原则”？我以为是有的。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引述钱穆先生的话说：

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这一问题，正涉及了我们今天修史的基本立场和道义原则。对于某史，此刻该不该修，如何去修，难道还有什么“道义”问题存在？有人会这样质疑，我却觉得还是有的。比方说，已多年没有修过正史，大家都没有经验，难道没有一个该怎么修的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番？我想，起码有一点可以强调的，那就是要尊重“当事人”，尊重“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万不可一上来，还没怎么着呢，就大帽子四下翻飞，旧帽子之外加上一堆新帽子、新新帽子，那我们算是干啥呢？

我也由此想到，我过去的许多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经济史），其中虽有些道理，但怕也隐含不少问题。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是由西方传来，中国传统是不大看重的；把它加诸古人古史似亦无可厚非，那些遗产也很值得总结（甚至不用现代观点打通了看，可能就总结不出来）。但是那仍不是古人自己的观点，不是“传统语境”的自身解释，——作学问，不作到这一地步恐怕还是不行的。

（参见后文：答外国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