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第一》第四章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那么，这里“吾日三省吾身”的“三”指什么呢？

学者们的传统解释是把“三”解释为“多次”，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里就是这么解释的，许多别的书里也都是如此解释。但是我每每读到这个地方，总觉得把“三”解释为“多次”有点别扭，似乎有牵强、勉强之嫌，总觉得这里的“三”应该是指下面的三件事而言的，这样才符合人的一般心理特点。即人要反省自己，一般也就是在晚上临睡前把自己一天所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看一看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果一天总是在不停的反省自己这三件事，那么哪还有时间去做别的事呢？不过对于曾子这样的道德家来说，反省自身比一般人严厉，每天时刻不停地在反省自己也未可知。

如果把“三”解释为下面的三件事，那么这一段话就可以翻译为：“我每天都要反省自己这三件事：‘为别人办事尽职尽责了吗？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了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温习了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里的注释是：“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可见朱熹也是把“吾日三省吾身”的“三”理解为下面的三件事的。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里的详细解说是：“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上加数字，这数字一般表示动作频率。而‘三’、‘九’等字又一般表示次数的多，不要着实地去看待。说详汪中《述学·释三九》。这里所反省的是三件事，和‘三省’的‘三’只是巧合。如果这‘三’字是指以下三件事而言，依《论语》的句法便应该这样说：‘吾日省者三。’和宪问篇的‘君子道者三’一样。”但是汪中的《释三九》里并没有提到“吾日三省吾身”的“三”是虚指，只是提到《论语》里的“三”有表示虚指的语句。汪中《述学·释三九·内篇上》里的原句是：“一奇二偶，一二部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凡一二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言其多。…...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诗：如贾三倍。论语：焉往而不三黜。春秋传：三折肱乃良医。此不必限以三也。论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书陈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为三也。论语：子文三仕三已。史记：管仲三仕三见逐于君，三战三走。田忌三战三胜。范蠢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为三也。故知三者虚数也。”如果汪中在这里举例说“吾日三省吾身”的“三”为虚指，那么也就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按照汪中“故知三者虚数也”的说法，是不是《论语》以及其它古籍里所有的“三”字都是虚指，而没有确指的呢？杨伯峻先生的解释里也只是说古人在表动作性的动词前加数字，这数字一般表示动作频率，他也只是说“一般”，而不敢说得太绝对，也许就是怕有例外的存在。如果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解释，认为这里的“三”和后面的三件事是一种巧合，那又怎么会这么巧呢？不免让人疑惑。杨先生的解释我觉得有点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怎么能证明这是巧合呢？杨先生的推论只是按照“三”在古语里一般是虚数这一常识以及如果“三”是实指下面三事的话，其句式应该是“吾日省者三”而作出的。但是如果是实指的话其句式一定应是“吾日省者三”吗？不能倒装一下变成“吾日三省吾身”而使音节更和谐吗？这样的例子在古语里也很多呀！汪中的《释三九》虽说“三者为虚数”，但也没有说所有的“三”都是虚数。当然，把“吾日三省吾身”的“三”理解为“多次”，是一种很保险的说法，谁也不能说它错。但是总觉得与人的心理特点有点不相符，有点别扭、勉强的味道。也许在曾子的时代，生活节奏比较慢，而对于曾子这样以道德为务的人来说，每天时时刻刻多次地反省自己，确实是能够做到的。《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五章也提到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也许古之君子确实有严于修身的习惯，从早到晚都时时刻刻反省自己。那么，“吾日三省吾身”的“三”或许确实是“多次”的意思，但确切的说应该是“数次”，包括三次及三次以上。

但是，如果把“三”理解为“多次”，那么朱熹的解释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说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只是提到“忠”、“信”、“传习”这“三者”，而并没有对“三”字进行解释，“三”字的含义被他忽略掉或回避掉了。但是从朱熹“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三者之序”的话里，都可以明显看出朱熹有认为“三”字是指下面的三件事的倾向或意图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假设，这里的“三”既是指数量上虚指的“三”，也是指下面反省的三件事呢？也就是说这里的“三”具有双重含义呢？只是不知道古文里有没有这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