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弦

       林彦

   （教我写小说的父亲自己也一直想写小说，我写过很多小说后，他的第一篇小说始终没有完成。他是很不甘心地老了，只能借我的笔讲讲五十年前的一段旧梦。于是，他把我推到1952年秋天的阳光下……）

     羊山是座穷山，大而老实。大气都不敢出似的蹲在皖中一隅，安静得像没有一样。这座山里的人，有点像山上的树叶，生长一季，又悄然零落，一个带响的都没有。因为穷，许多事就顾不上了。羊山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学念书的好命。

     在羊山，管教书匠叫老师大约是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羊山人一直称教书匠为先生。

     羊山的先生其实只有一个，大号叫麻先生。

     麻先生在羊山开城桥开馆已经二十来年了。

     开城桥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不全是山乡，也不全是水乡。山在这个地方是不缺的，西北方向耸着、俯着、卧着、蹲着的全是青山。水则割据东南。很长的一条河，弯到这里竟开阔了一点湖的襟怀。水没有什么波澜。洲、渚、青蘋、白苇、红菱、翠鸟、苍烟夕照都画在湖上。湖像一面镜子。从水路行舟，到县城是七十里；从山路越羊山到县城是九十里。山水都没有为乡民们疏通出一点便利。外面的世界要渗进这片湖光山色，很难。

     麻先生学馆里有三四十个学生。羊山将念书不称为上学，叫“喝墨水”。开城桥是出百工的地方，竹匠，木匠，织席，弹棉花，劁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念书喝墨水，只有麻先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套用这句俗语，来形容麻先生在羊山人心里的地位，非常恰当。谁家想让孩子识字，就送到麻先生馆里喝点墨水。

     五十年代的某个秋天，父亲挑着一担谷子牵着我向麻先生的学馆里走来。五里路，翻山坡拐湖畔，脚步声时而惊动两只水鸟射进秋天的阳光。父亲走得沉重，急迫。那担谷子是我的学费。

     我一直没敢奢望父亲会舍得每年花一担新谷供我念书。念书应该是阿虫的事才对。阿虫是大队童会计的儿子。他是独子，家境也宽裕。他的两条绿鼻涕特别引人注目，不分季节地拖在鼻子底下，拧不干净也吸不进去，活像两条青虫——我们就都叫他阿虫。

     入秋傍晚，阿虫的爸爸送来一张通知书。父亲刚从地里回来，在裤腿上擦擦满手的汗泥，才接过纸片，翻来倒去折腾了几下对着有字的一面问，这是叫我做什么？

     童会计一边拍耳后边的花蚊子，一边抬起和脖子平铺直叙打成一片的胖脸，说，好事，通知你家碎米上学念书。

     念书，是有这个打算的……父亲谦恭地说，只是收成不太好，谷子少了怕对不起先生……

     今年不收谷子了，要钱，四块。童会计说。怕父亲不明白，又补充了那张纸片的内容：区里下的通知，羊山今年自办小学，正规学堂。上面还派了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老师来教书。我家虫子上的就是他的学。不过，入学的少了些，你家碎米也去凑个数。

     父亲的脸无声地黑了。

     报不报名随你，反正我通知到了。童会计懒得再费口舌，走了。

     估摸会计走远了，父亲一清嗓子，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第二天中午，父亲从村外回来。母亲往桌上端饭，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骂咧咧：“我还说来了什么好先生，一个偏分头！才二十几岁……哼！字写得跟野鸡扒雪一个样，算盘不会打，懒驴拉磨！长得倒白白净净的！他能教好学生？还喝过洋墨水！你供得起你家虫子，我可不敢糟踏我家的谷子……”

     开城桥衡量先生有没有本事是两条标准，一是毛笔字，一是打算盘。像麻先生能把算盘扒得落子如飞，能用毛笔或楷或隶写墨花射日的春联，就凭这两样，通向麻先生的学馆路，多年来总会被许多虔敬的脚磨得格外平坦。

     现在这条路被打进一个锲子：大队新办的小学就拦在途中。新学堂是刚完工的两间青砖瓦房，在开城桥的土屋茅舍之间，鹤立出一种新气象。新学堂和麻先生的老式学馆隔得不远，中间横着一条旱沟，半丈深，有些像地面裂开的一张干渴的嘴。沟上简单地搭一根独木桥。这道桥牵着两所新旧学堂营造出一处别扭的风景，仿佛一个老妇挽着一个青年。

     父亲牵着我走过新学堂。

     一位白皙单薄，梳着偏分头的年轻先生迎出来。

     来报名啦？欢迎！

     不，我们去那边，麻先生的学堂！

     父亲的语气抵制不住地骄傲，同时故意响亮地把谷子换到左肩。偏分头先生脸红了，有点失望，有点讷讷，有点感伤地让在路旁。父亲牵着我昂头从独木桥上走过去。

     麻先生的学馆到了。

   

     这三间学馆！

     依山傍水，沾着湖光又靠山色。三间房，清一色的杉木板壁。屋顶一半黑瓦一半茅草。门前几株大桃树，花谢了，很青很秀的叶。山芭蕉红得毫不羞涩，燃着秋的热烈。门正对着湖畔，沿湖历历垂着古柳。屋后向阳处安排一处好大的药圃，姹紫嫣红，四季都润着颜色。同样是竹篱茅舍，这几间学馆收拾得很清爽，很见气度。迎门上挂着一块陈旧的匾，上题麻先生手书“开蒙馆”三个大字。

     父亲和我虔诚地候在开蒙馆前。麻先生看见了，沉静地向父亲点点头，示意稍候，仍旧对馆内几十个指头一样长长短短的孩子讲课。学馆里安静得很，除了先生讲课，就是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吸鼻涕声。

     片刻后，麻先生合上书迎出来。身后沸腾起琅琅读书声。

     麻先生是和父亲年岁相仿的中年人。青衣布鞋，瘦瘦净净，不同于山民们树桩般的敦实毛糙，有点像棵修竹。一张麻脸如鸟蛋的壳儿。

   

     几天后，我用母亲给我准备的蓝布裹着一本书两支笔，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课。

     我被安排在开蒙馆的壹组。开蒙馆里的规矩，学生上课是按年龄大小及入学先后坐成四排的。从小到大，由壹到肆，每组如同一个年级。麻先生讲课，从壹组开始，讲一阵子，布置作业；再给贰组讲，布置作业，；然后叁组。肆组。新生入学，讲课就要多一道仪式：取学名。羊山的孩子，大多只有很贱的小名，如腊狗、癞子、阿虫之类。至于大名，因为在田间地头没有使用的价值，能省就省了。到开蒙馆喝上墨水，名字是首先要脱胎换骨的，须由家长请麻先生取一个学名。

     入学第一天，麻先生庄重地在我练字的石板上写了三个字，让我捧起石板，然后领着我们一字一顿地读：林——文——伟。读了三遍，鼓掌，仪式结束。先生俯下身温言对我说，林文伟，这就是你的学名了。我，还有每个经过取名仪式的同窗，大半是不知道先生蕴在学名里的意义的，只是很买力地读，卖力地鼓掌。觉得这一天在人生中是特别的鲜亮——文化对于一个山里孩子的滋润，就从生命拥有了一个尊严的代号开始了。

     接着上课。

     肆组站起一个高我一头的学生，将一把精致光润的胡琴捧给先生，他的神情举止很接近先生的庄重。麻先生架好胡琴，闭目凝神，手极轻快地一抖，圆熟地旋律顿时从琴弦泻了出来。曲调似初发源于幽谷的寒泉，叮咚着，呜咽着，在小溪里啭。渐渐地，曲调淌开了，流进了湖。湖光如镜。凄切缓缓刮过来，掀起一片微澜。湖上笼了烟愁的水雾。天青，云黯。鹭贴着苇丛飞，哀哀呼着失群的伴侣……声调忽见清越，一只小舟箭一样地冲破烟水，秋风乍起，湖面回荡起潮音，岸上只有柳在舞着，但潮音分明和上了阵阵松涛，鸣着，啸着……终于浪涛从最高处跌下来，滑下去。琴音细若游丝……

     ……我们怔怔着无声地听……

     乐曲归于寂然。每个人都忍不住觑了一眼窗外的湖。秋水长天，并没有波澜。

     麻先生收起胡琴说，听上一曲，清神爽气，功课也容易学。现在，讲课。

     ……

     下课后，那个捧胡琴的学生捣捣我的腰。在一群指头般长长短短的学生中，他像大拇指一样醒目。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非常佩服他捧琴透出的那股子庄重，赶紧答：碎米。

     不，学名。他不满意地说。

     我想了想说，刚才先生不是念过吗？

     忘了，他说。

     我也忘了。我挠挠脑袋。

     他笑了起来。我见他高兴，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熊富贵，这个名字比你的好记，他轻快地用中指揩了一下鼻头。肆组的学生，鼻子底下已经修练得很干净了，但习惯动作还是改不了，得意的时候大约就用这个来表达。

     我们算是熟了。又接着问他，麻先生拉的那个是什么？

     胡琴呗！

     不，我是问拉的什么曲子。

     噢，那是曲子，《风入松》！熊富贵一昂头，又拭了一下鼻子。

     很多年后，我离开了开城桥。在很多场合听过很多乐器演奏的音乐，再也没有听过二胡独奏的《风入松》。但只要耳边流淌起音乐，我眼前总是恍惚出故乡的秋水长天。一段曲子，为一个孩子懵懂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很美的窗。

   

     念书的日子过得比较规矩了。每天清晨，我们几十个开蒙馆的学生一列走在山路上，有点浩浩荡荡的。

     阿虫和十来个新学堂的学生，挨挨擦擦想挤进我们的堆里凑热闹。他们背着书包，不容易混进来。我们是用蓝布包把书包得方方正正的挟着走，没人理睬他们。阿虫挨到我身边，“碎米，咱们一起走吧。”他没念书前的那种骄横完全没有了，口气甚至有点讨好。

     我心头升起做麻先生学生的骄傲。大咧咧问他，你们先生会拉胡琴吗？

     “这可不太清楚，”阿虫回答得躲躲闪闪。片刻后，他挺起胸宣布：“我们老师会吹口琴，课后吹。”

     口琴？口琴是什么玩意？挟蓝布包的都注意了。

     喏……是这个样子……阿虫认真地模仿 ——“在嘴边吹，像啃玉米棒子。”

     啃玉米棒子！我们怔了怔，齐声笑了起来。

     已经到新学堂了。阿虫他们狼狈地溜进去。偏分头惊疑地探头张望，我们仍是毫不掩饰地哄笑着，走过独木桥。

     叮当当，开蒙馆的铜铃清脆地响。朝读了，要快些走。

     ……

     朝读之后，讲课。

     麻先生讲课，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教学生把三样文具摆弄熟：一是算盘；一是毛笔和练字的石板；再就是——书。说起来简单，教起来学问可不少。

     先说读书。

     开蒙馆是没有正规学校里念的语数课本的。羊山人送小孩喝墨水只为识字算帐。考学脱农皮那是80年代才在羊山流行的观念。开蒙馆的学生喝墨水大多不会超过四年。在乡民看来四年喝的墨水足够平头百姓挥霍一生了：会记帐算帐，家里出了多少工该折多少粮，心里都有个算计，免得秋收结帐时赌咒骂娘；另外，会看书写信，会用毛笔写春联（这里睁眼瞎的人家过年，写春联不用笔，用粗瓷碗沾墨在红纸上盖十来个黑圈儿，那可以代替字。你愿意把黑圈儿怎么念就怎么念）——父母对孩子的最高期望不会超过这个限度。

     麻先生教书从《百家姓》起头，依次是《幼学琼林》、《千家诗》、《诗经》、《史记》……每天教的篇目要求我们倒背如流——要如流，可得读哑好些嗓子。

     再就是扒算盘。

     扒扒算盘，你以为容易呀？哼！不练个三冬三夏，手指头长不出神通！都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县商会聘大会计师，邀一县算盘好手同台献技，没赛出半点精彩。还是请出了麻先生，两把算盘，左右开弓，两旁报数的人口不歇气，竟一连累倒四副伶牙俐齿。围观上千人寂然无声，只听先生扒子声如惊风急雨，蓦地，风雨齐收。所算数目不差分毫！县商会准备礼聘先生，先生却借《卖油翁》的句子作答谢：无它，唯手熟尔。随即飘然回乡。

     算盘打出这种神通，实在让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每天下午练算盘，扒得格外虔诚。我们的算盘，都是麻先生自制的，槟榔木框，冰石串子，扒起来如叩玉石……三下五去二，八退二进一……乒乒格格，大珠小珠落玉盘……

     还有，练字。

     开城桥缺少纸墨。我们是用毛笔蘸水在石板上练字的。壹组学描红，别的组，或颜或柳。笔力好的，也摹魏碑。熊富贵的字很得麻先生的真传，这两年，麻先生专让他研习旧版字帖，如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冯承素仿的《兰亭集序》等等。调皮的学生，练楷隶不行，就刮百草霜（锅底灰）研墨，在学馆外的大芭蕉叶上学张旭划狂草，信手乱涂，一眼望去，依红偎翠中跳动着童心的墨色。

     除此之外，先生还开一点副课，学药理。开蒙馆的药圃栽着很多中药，如天麻、丹参、菟丝子、何首乌、柴胡、白扁豆……麻先生闲时常翻翻《千金方》、《本草纲目》，懂一点医术。乡民生病，是上不起县医院的，就找麻先生诊一诊，讨几味中药——先生不收费。后来，先生索性也教我们尝草采药，背背《汤头歌诀》。于是乎，在羊山家长每逢头疼脑热，学生是可以大模大样地给父母号脉的，随口就背，吃一剂龙胆草吧，或是煎一副柴胡汤。大多能见效。也有的背错了药方，害得父母连喘带吐，折腾两天。就算如此，也不用担心挨打，小小年纪就能识字背药方，够家长骄傲了。

   

     不过，麻先生不教我们拉二胡。

     开蒙馆只有冬子可以跟先生学拉二胡。冬子是个盲童。麻先生的学生里，他是唯一不交谷子的。冬子只有一个爷爷，他是爷爷从麦秸堆里捡回来的一个弃儿。他的爷爷是一个绝户老头，拾荒，扒粪，吃五保。冬子进开蒙馆比我早一年。听说，他初上学是爷爷接送的，一根竹棍串着这祖孙俩，经山路转湖滨，磕磕绊绊到开蒙馆，爷爷就把一个苍白单薄的像张白纸的瞎孩子交给先生。这个腰系草绳一年四季都披着油腻破棉袄的老人，老得不辨东西了，但见到麻先生总没有忘记打躬作揖，先生回回都要忙着及时阻止，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失明的娃娃，授业解惑是说不上了。不过教他一技谋生，哪里用得着谢。这们劝解了好多回，回回等于白说——冬子的爷爷是聋子。后来，先生就吩咐同村的学生承担接送冬子的任务，不必再重复传道授业解惑也。

     麻先生教冬子拉二胡，往往是在湖畔一棵古柳下，不许我们近前干扰，连师娘也不能上前。（师娘是个洁净寡言的人，不识字。先生上课她关上门做针线，制草药）我们也想学拉二胡，先生板着脸说：“学学二胡，卖艺为生，怎么可以和念书相比！”

     我们只能远远地看。

     夕阳西下。烟水苍茫。一长一短两个同样单薄的背影便向天地挥送着一段段乐曲。

     天地无语地倾听。

     乐曲是呜咽的，善良的……

     我们远远地看。远远地听。

     几十双眼，一片纯净的羡妒！

开蒙馆的日子，并不是每天都只有书声和乐曲的，我们也挨打。麻先生讲课手里爱拎着一块紫檀木板，板子非常油亮光滑。可以想见，要多少学生的手心和屁股才能把板子加工得这样的光润啊！当然，十足是蠢得不开窍的学生，先生是不打的。麻先生只收拾两类学生，一是念书不用功，二是投机取巧耍小聪明。肆组一个叫余康富的同学，很贪玩。有一回默写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后面什么“寤寐思服”的句子记不清了，他倒也硬气，大笔一挥：求之不得，俺不求了！结局，当然是伸出手来！啪！啪！啪！

     我挨板子，主要是背书爱张冠李戴。一首诗忘了一两句，灵机一动就凑进两句音韵顺溜的，能混就混：“朝辞白帝彩云间”，下一句呢？——“一片孤城万仞山”。接下来，“两岩猿声啼不住，明月何时照我还！”很可惜，没有一次混过去，结局也是伸出手来！啪！啪！啪！

     犯错可以不挨板子吗？也行，罚站。不是站在室内，是站在学馆外。农村的孩子不娇贵，站半天不在话下——可别高兴得太早，学馆外总有人来来往往的。田间地头一传，谁家的孩子在罚站，放学回家等着我们的可能就是一顿更厉害的板子了。

     每回罚站，我就怔怔地看着旱沟对面那几间新学堂。阿虫在里面念书。听说偏分头倒是一点也不凶，从来不打学生，就是肚里没学问，常教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听，那是什么读书声：tian——天，——an安，——men门

     拼读声怪怪的，罚站的我都不禁撇撇嘴。

     麻先生打量一沟之隔的新学堂，目光不刻薄。有时，他领我们在花圃里种药草，难免要望到旱沟对面的新学堂，往往只是轻轻摇头，仿佛在宽容地打量一个捣乱的孩子。羊山人说到新学堂，都是一付腔调——“那个偏分头……”偏分头——这是羊山人对先生的称呼吗？麻先生想到这里，目光甚至还会流露出一点怜悯。

    

     两位先生的交往，不多。我们入学那年中秋节，偏分头受风寒病了两天。麻先生见他颤歪歪到湖边提水，马上打发我和熊富贵去新学堂送几味草药，还有两个月饼，一枝清香的桂花——供病人插瓶赏秋，可以醒神。偏分头收到这份古道热肠，既意外又感动。他想找点东西回赠——他的宿舍里，一床、一箱、一桌、一椅。没有插花的瓶。四壁倒不能说一无所有：贴着两张地图。再就是几堆书。最后他挑了两本半新的书，托我们带给麻先生。一本是《格林童话》，一本高小算术。偏分头先生送我们出门，摸着我的头说：“你们先生是好人，就是……”就是什么呢？他在话里留下了一段空白。

     我们捎回来的书，麻先生翻了两页，在书后题了“多谢”两个字，摞到槐摺?BR>     再以后，两位先生之间，没有故事。

     只到次年冬天，一个阳光冻得没有颜色的日子，两所学堂都下了课，我们玩老鹰抓小鸡，几十个人把学馆前一块简简单单的空地折腾得热热闹闹的。阿虫他们在新学堂外也玩老鹰抓鸡，十来人玩不出什么气势，但他们故意放声尖叫哄笑，努力营造着不服输的热闹。

     麻先生这天要过旱沟去办一点事。不巧，偏分头迎面走来，也准备过旱沟。两位先生隔着一条沟，在独木桥前站住了。羊山的规矩，坐船过桥，是要尽量礼让先生的。现在，谁该让路？

     两边学生的目光立即对峙起来。游戏戛然而止，目光紧张无声地碰撞。

     两位先生的目光也碰撞了一下。

     几位过路村民的目光也参与进来，诧异地望望偏分头。有人嘀咕出了声：“怎么不给麻先生让路，这个偏分头！”声音不大，但两位先生都能听见。

     偏分头的脸顿时烧了红，讷讷地让在一边。

     多谢！麻先生还是那两个字，说得很坦然。

     阿虫他们的目光随之成片地萎缩下来。

     ……

     我们仍然玩老鹰抓小鸡。

     阿虫他们不玩了。一群丧失了骄傲的孩子，隔着旱沟眼光发红发绿地看着我们喧闹。

     没课的时候，他们也溜过来趴在学馆外，蹭课听。

     先生在谈《山海经》：“昔日盘古开天辟地，混沌既分，阴阳剖判，不周山为擎天一柱。而后，共工氏被祝融战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

     不对！不对！哪有什么不周山擎天柱！我们老师说了，这地是个圆球！阿虫在窗外探头爆了一嗓子。

     学馆内空气凝结了片刻，哄地爆开了。谁？谁敢胡闹？麻先生厉声喝斥，三步两步追到门边。阿虫他们已一溜烟蹿过了独木桥。不周山的传说迅速黯淡了麻先生令人敬畏的光环，平日压抑的妒恨肆无忌惮地酝酿起来。阿虫一拍巴掌，和几个调皮癞子唱起一首嘲弄麻脸的民谣，边唱边做鬼脸。

     筛

     天牌

     香笼盖

     雨打尘埃

     新鞋踩泥印

     石榴皮翻过来

     芝麻堆里坐起来

     ……

     麻先生双眼可怖地瞪着，麻点似乎要溅出血来。“啪——”那根光润的紫檀木板狠狠地抽在门框上，断成两截！

     熊富贵带肆组的同学要追过旱沟，被麻先生喝止了。

     乱了一阵。偏分头押着几个捣蛋分子过来，向麻先生道歉。

     麻先生面向湖畔。谁叫，也不理睬。背着手，挺立得像一棵孤直凛然的树。

     快！给麻先生认错。偏分头拍拍阿虫的后脑勺。

     阿虫倔犟地站着……

     “你的学生到学馆里来教我了！扰了课，还驳了我的不是，说地是圆的！地是圆的？你是这样教学生的？你就这样教学生的？！”

     偏分头黑亮的眼神一软，想解释什么，又咬住了唇，低头催阿虫：向麻先生认错……

     “是你，是你教我们的……说这地是圆球……宇宙里的一个球……”阿虫扭过脖子说。

     向麻先生认错！老师白着脸，涩哑地下了命令。

     阿虫不出声。两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想忍，没有忍住。一把泪说掉就掉下来。“骗人！你骗人！是你说……圆的……”

     ……

     三天．五天．风平浪静。日子又过得规规矩矩的，很单调。

     新学堂的学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我们倒是可以随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独木桥。见了阿虫就跺脚喊，嘿，圆的！圆的！阿虫他们低头乱跑，边跑边嚷：圆的怎么啦！就是圆的！就是圆的！

     有时，当着偏分头的面，我们也这样喊。

     偏分头在羊山已经挺不起胸脯走出脚步声了。走路碰头，也有人不给他让路了。

     黄昏的时候，偏分头孤独地坐在湖边，吹口琴。一腔哀愁，都付与一湖烟水。

     麻先生隔得远远的，也站在湖边的一棵古柳下。看湖。

     冬天的湖，风景没有颜色了。

     寒水。轻烟。瑟瑟的芦苇。

     一只鸟飞过湖面，划过一道逝着的水痕。仅仅一只。夕阳下去了，晚霞没有翻上来。

     又看孤舟远去。

     来了两只船。一船石灰，一船木炭。从火里熬过来的；还没有燃起的烈火，较量着速度和力……

     烟浓了。把一个牧鸭人和一群鸭子，收进一个清寒朦胧的梦。

     口琴声没有了。麻先生还仰着眼。视线有点涩了，终于没有分清湖上的烟是青的？白的？还是灰的？

    

     过年了。过年的颜色是浓冽的。

     火红的鞭炮。碾盘上雪白的米粉。金黄的谷子，酱红的热气腾腾的蒸肉……还有大红的春联。

     写春联是羊山人过年的重头戏。每年一担谷的学费有什么收获，这时候可以测试出来。整个羊山，除了开蒙馆的春联由麻先生手书外，其余的，都由麻先生的学生试试身手。

    腊月二十七八。我们这些开蒙馆的弟子就铺开纸笔为左邻右舍写春联。春联不是卖的，但邻居上门求字，照例要拎两条风鱼或一瓶酒作润笔。家里添了挥毫题字的人真要赚足了风光！父亲兴奋得有点哆嗦，迎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向上门的人发烟，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我也觉得从未这样在父亲和乡邻面前扬眉吐气过，接了红纸，撕开就写。羊山人看字，只要方正，顺眼，就很满意，都夸好。族里高父亲两辈的三太公也亲自送来了红纸。父亲兴奋得几乎难以自持了。我给三太公写完后，三太公竖起大拇指：嗬！好字！

     父亲显然有点贪婪，还想三太公夸奖几句，就问：“太公，怎么好哇？”三太公被突如其来地问得怔了一下，捋捋胡须说：“瞧瞧！多黑多正的字——麻先生教出来的还能不好？”

     这个新年，是麻先生的新年。谁家请客若能请到麻先生在首席作陪，客人主人都会觉得是很有面子的。腊月二十九，家长们还要送一头年猪给麻先生，谢师辞年。一头肥猪，头上扎着红彩绸，伴着锣鼓鞭炮，惊着蹿着赖着最终还是很风光地被赶到开蒙馆。年年宰猪的都是熊富贵的父亲——屠户熊老大。猪被按倒后，没命地叫，用比一个合唱团还嘹亮的意大利美声颤着吼着。熊老大一刀子下去，在人群的哄嚷声中猪嗷的一声，吼出新年热闹的高潮。

     猪肉杀好，先生只留下猪头。余下的鲜猪肉由师娘用枯荷叶包了，一份份分送贺客和学生家长，村里的孤寡老人也由麻先生送一份上门。偏分头这个新年过得很惨淡。他好像没有健在的父母，无家可归。住在学位，又被人遗忘了。过一个年，弄得要用盐汤泡饭了。麻先生也包了两份精肉，让师娘给偏分头送去。或有人惊奇，先生说：“都是念书的人……”话里也留了很多空白。

     接下来是春天。

     开蒙馆前的几株大桃树，艳艳地吐着桃花。花谢了，结出一树青的红的大桃子。阳光雨露都经过，青桃渐渐结实起来，结实得让人心乱。

     师娘很是珍惜这株桃树，不许学生偷吃。不过，乡村孩子田间地头滚爬出来的顽劣，三两年墨水可洗不掉。桃树下天天总要遗留下几粒桃核。师娘来查问，每个人又都对偷桃表现得非常愤慨。师娘无奈就派我们轮流看桃。大家抢着排班次，连瞎眼拉二胡的冬子也当仁不让，理由是他听力好。他居然被师娘派了头班，神气十足坐在桃树底下，捕捉桃树下多余的声音。

     看桃的（除了冬子）都重复过齐天大圣守蟠桃园犯过的错误。躲过麻先生和师娘就行。动作要机灵，耳目四处放哨。事后交流各自的冒险经历，滋味无穷。有一天下午，轮到我看桃。同学练习算盘指法，麻先生过来，见我正襟危坐，当场表扬。然后问我的功课、算盘，再一转话题问我桃甜不甜？我忙说不知道啊。先生哈哈大笑。大家心头发虚。笑过之后，他悄声说，你去，去看师娘在不在家？我赶紧探头侦察，说，师娘不在。麻先生竟有些顽皮地笑了，对学馆里的几十双觑着动静的眼睛喊：“快来摘，每人两个！念书就念书，偏要看什么桃——别忘了，给冬子和我也留两个。”

     等师娘回来，桃树只剩下单纯的青叶。先生和学生都正襟危坐。只有算盘打得沉不住气，分外欢跳。

    

     我坐到肆组了。

     传来一个消息：县里小学要从羊山招考几个免费插班生，将来上中学，读师范，培养偏远地区的后备教师。羊山被这个消息撼动了。念书，原来是可以端铁饭碗的！

     麻先生的脚步在羊山走得更响了。父亲给麻先生让路时也更恭敬——“一切要仰仗先生了！”

     “惭愧了！一定，一定！”

     ……

     去县里考试是一个清晨。

     浓浓的雾笼罩着开城桥。天还没有透彻地亮，麻先生带我们上了羊山最大的双桅船。偏分头领着阿虫他们乘了一叶小舟抢在前面。船上挂着灯，两盏船灯隐隐约约地朝着一个梦在茫茫水雾中追逐。我们都穿着新年才穿的衣服，不过，很快被雾洇湿了。

     一路七十里。我不停地摁口袋，里面装着两毛钱，两毛钱！多么奢侈！我从来没有支配过这么大的数目。当我从父亲手里接过很皱很软的两毛钱时，感觉到父亲是把羊山一样沉重的期望轻轻放在我的手上。

     在县城，我一共花了五分钱：买了几粒蜜枣。又买了一根铅笔。还有一分钱是看小人书后，给了守书摊的跛老头。回家后，我把剩下的一毛五分钱又交还给了父亲，还给了母亲两粒省下的蜜枣。就这，我还觉得对不住父亲，因为我没有考上。

     开蒙馆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我们不会汉语拼音，不会自然常识，做算术只会打算盘，不会列等式。考卷上的题目全是曾被我们——包括整个羊山，嘲笑过的内容。

     偏分头的学生倒有五六个考上了插班生，将来都可以端铁饭碗——其中就有阿虫。

     麻先生的辉煌被这场考试轻轻地、凄怆地、不可抗拒地点上了一个句号。

     并没有人埋怨先生。先生的脚步也还在开城桥响起，只是腰有些弯了，走在黄昏里，背影像一个孤独的问号。

     后来，开蒙馆关门了。

    

     我们没有念完肆组，除了冬子都转到了偏分头的新学堂里。

     时常，我们还跑过旱沟来玩。开蒙馆的匾还挂着，墨迹依然遒劲，不过，更苍凉陈旧了。少了一群孩子的背书声和算盘子响，开蒙馆冷清了很多。春天到了，几棵桃树依然吐着灿烂而寂寞的花。花谢了，还是一树的桃。冬子时常坐在桃下拉二胡，琴声是呜咽的。

     我们长大了很多，不再偷桃了。

     ……

     很久以后了。

     我和阿虫同在一座离羊山很远的城市里工作。有一年回乡过新年，到冬子家作客。冬子在外拉二胡卖过几年艺，而后在乡办小学敲铃做校工。小学校长就是熊富贵。无意间，我在冬子的卧室里看到了麻先生送给冬子的那把二胡。当时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猛地敲了一下，一种久远的情绪慢慢洇开。我似乎又看见麻先生拎着光润的紫檀木板向我走来；看见麻先生在湖畔教冬子拉二胡；看见麻先生微笑着递给我一棵青桃……

     那把曾经精致的二胡就静静地挂在墙上。岁月的烟尘改变了它原来的颜色，琴弦也断了。大概很久没人动过它。不知道的人会以为那只是一件破烂家什，但我知道，我知道那弦上曾流淌过怎样的音乐。

     我还知道，麻先生早已去世了，就葬在开蒙馆外。

     黄昏，我和阿虫一起来到麻先生的坟前。开蒙馆已经沦为一片荒寂的草地，荒寂得连废墟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地名。可是，这里曾遗留过一段梦，一段很陈旧、很温煦、很美的梦。世间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也许就是祭奠不得不逝去的美。

     湖还是当年的湖。潮涌起一阵风，先生坟头的枯草凄凄抖动，簌簌的响声是一曲不成调的哀乐。

     一轮满满的夕阳静静挂在天边。

     阿虫盯着夕阳看了好一会，突然说了一声：圆的。

     我怔了一下，低下头，也喃喃地说：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