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仿佛有冥冥中的安排。

    今年年中，伯格曼悄然离世。年尾，《爱情的牙齿》就受邀在第十八届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展映，使我有机会得以造访他的故乡。

    而科隆中国电影节也正好在之前举行，《爱情的牙齿》将作为开幕影片和德国的观众见面，这样，德国也加入行程，这里是诞生法斯宾德的地方。

    没有伯格曼和法斯宾德，我不会从事导演工作，更不会有《爱情的牙齿》这部电影。能带着我的处女作造访这两个国度，对于我，这实在是一趟精神之旅。

    伯格曼没有远去，他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只有你来到这里，你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仍然是这个国度的名片和尊严，仍然是世界各地各个年龄的电影人聚集到这里的理由和话题。

    本届斯德哥尔摩电影节毫无悬念地献给他，虽然不是今年这样做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但故乡人的纪念独特而深入。没有伯格曼影片的展映——因为熟读他的作品早已是全世界电影人和影迷的基本功课——而是特设两个论坛环节，一个主题是“青年导演如何在今日的技术和媒体环境下拍电影”（我作为发言人参加），另一个主题即是“伯格曼：持续不断的影响”。而我们很快把前一个也变得和伯格曼有关。

    在来自俄罗斯、黎巴嫩、墨西哥、伊朗和我所代表的中国的青年导演由于各自口音的英语和互不相识造成冷场的时候，是伯格曼使我们寻找到了沟通的渠道，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各自对伯格曼的阅读史，以至主持人不得不几次拉回话题。

而由英国著名伯格曼专家彼得"康威尔主持的关于伯格曼持续影响力的论坛，无论是德国影评人斯蒂芬"洛卡，香港影评人李焯桃，还是挪威资深电影记者吉尔"卡姆斯威格，不但带来了伯格曼作品在各自国家有趣的传播史，也带来伯格曼影响新一代影人的种种表现迹象。

    主办方在这一论坛上还放映了最新录制，即将在瑞典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伯格曼的女演员们”。在一个绯闻由花边变成主菜的时代，把BB"安德森、英格丽"穆林等和伯格曼有过关系的女演员聚在一起谈论伯格曼也许也是一种与时俱进？但很快伯格曼又一次例外了。她们坦荡的谈吐，聚焦电影的回忆，再一次显示那个离去的身影仍是无处不在并只与艺术有关。

    这些例外还包括：各国电影人发现，所有伯格曼已过时的论调都过时了，而伯格曼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要求走出伯格曼的瑞典导演没有一个走出去，而伯格曼例外，他的作品光盘仍在世界各地畅销，许多六、七十年代大师已不再收获新晋青年导演的盛赞，但伯格曼例外。

    还不只这些。电影节酒会上同行即使搭话，也总是客气而疏离，或因语言，或因无意也无可能再联系。但谈论着伯格曼却可以让我们从彼此骤然兴奋的眼神中看到熟悉的感觉，仿佛瘾君子找到知音。墨西哥24岁的乔恩斯"克鲁因用三千张静照加对白制作出一部长片，前卫之极，他告诉我来瑞典的理由是伯格曼；爱沙尼亚的维多"奥普由绘画转向电影，他说《第七封印》的镜头他倒背如流，边说就边比划起来；韩国导演金泰思48岁忽有灵感完成第一部长片，他说上学时老师不放片子照本宣科讲伯格曼使他觉得那是一个闷死人的东西，直到后来看了《野草莓》大受震憾，更恨老师了。

    《爱情的牙齿》的放映讨论会，瑞典的观众和记者敏锐地发现了片中向伯格曼致敬的处理，马上第二天的采访安排中增加了伯格曼协会的人，采访后电影节网站立刻用英文和瑞典文做了不同侧重的报道。电影节主席知道我要写这篇文章后一定要我把文章发给她留念，尽管她一句中文也看不懂。可以理解，谁不乐意自己的文化英雄被异国他乡的人欣赏呢？就像别人翻译、喜爱、引用我们的李白杜甫，可惜在电影上，我们没有，一个也没有。

    也许，中国电影就是缺少点伯格曼，我们不是象他死时有些人说的终于可以告别他了，而是应该真正的走近他，或走进他。

    斯德哥尔摩电影节的论坛和放映谈论会都叫面对面环节，但在这里，你和伯格曼，实在无法不——

    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