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们时刻接收着“胡闹的消息”，以至于今时今日，即便再不懂得何谓“遗产”的国人，随便也能说出几条原因：放纵建设，急功近利地过度开发；外行领导，以翻新、维修换来实质破坏；大搞旅游，人满为患……
　　保护与破坏的力量严重失衡，这是根本原因。虽然我们不缺少像冯骥才、廖晓义、阮仪三这些人为代表的保护主义者，但这些人的力量在公权力面前，实在太微弱了。申报的时候，需要用你的名声、影响力，便请来“为我所用”；一旦申报完了，要考虑怎么开发了，怎么赚钱了，对不起，你们靠边站吧！著名画家陈丹青说，我们这个民族太急功近利了，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在我看来，在文物遗产保护方面，是一些手握权力的政府部门太急功近利，而对其制约的力量已经到了可忽略不计的可怕程度了。
　　经济学家有一个“公地悲剧”论述：假如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清晰的产权形式，公地必然会毁灭在人类的滥用中。我们在自然景观、文物遗产等问题上的保护，其实体制也是混乱的。有的是旅游公司开发，有的是地方组织管理，还有的条块分割，根本就没有统一管理；作为监督的环保等部门，也只是在大兴土木的“大项目”上才需要作环评、给意见，日常的“破坏”基本上是随心所欲的。专家说，“世界遗产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珍惜性和脆弱易损性的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发只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问题是，这些告诫，谁还听得进去？
　　痛定思痛，面对“警告”，我们必须彻底反思，从改变保护与破坏力量严重失衡上入手。其一，给民间公益性的保护组织更大的权力，赋予他们质询政府部门的权力，具体的管理部门需要定期向其通报保护、开发信息；其二，作为重要遗产地的省市，应当要求直接管理部门有定期向人大、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汇报开发、保护工作的义务；其三，吸收一批专家作为遗产保护顾问，重大修正项目需要立项听证，所有的工程计划都需要透明公开；其四，对于旅游人数、日常维护等做到更具体的规定要求。
　　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目前遗产项目总数达到3５个。表面看来，数目“很可观”。但说句不好听的话，按照一年给六个“警告”的速度，减少的速度也会“很可观”。申遗不是进进出出、有进有出的游戏，每一个“可能出局”的背后，是民族传承基因的流失，这让每一个国人感到羞愧，更让我们的民族颜面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