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富士夫和中国陶瓷研究》

   小山富士夫先生生平（1900-1979）。

   日本古陶瓷研究权威小山富士夫先生，可称得上为文武全才式的研究中国陶瓷的学者、专家、陶艺家。他曾经担任日本东洋陶瓷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古陶瓷及考古学研究家；曾组织编写《陶器辞典》、《陶瓷大系》、《世界陶瓷全集》；出版书类30余种，论文200余篇。有《支那青瓷史稿》（1943年）、《宋磁》（1943年）、《唐宋青瓷》（1957年）、《东洋古陶瓷》（1954-57年）、〈中国名陶百选〉（1960年）、〈中国陶瓷〉（出光美术馆1970年）、〈中国陶瓷〉（平凡社1970年）、〈作陶十年〉（1974年）〈故宫博物院〉（1975年）、〈中国台湾陶瓷之旅〉（1976年）等。可谓著述等身，光耀四方。

   1923年小山富士夫在东京商科大学上学。参加了京都真清水藏六翁制陶业。1925年开始独立制陶。1930年-1945年任东洋陶瓷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参编《东洋历史大辞典》；1941年起赴中国朝鲜调查古代窑址近千处；

 1941年小山富士夫考察了河北巨鹿古镇，这座古镇以出土宋磁州窑瓷器，从而揭开近代磁州窑研究的序幕，而闻名于世。同年小山富士夫先生考察了磁州窑的故乡彭城镇，当时在日酋坦克车掩护下，在彭城富田村西高渣堆上拍下当时彭城窑场照片，这张照片真是记载了20世纪40 年代初彭城窑的模样；他还较早在《磁州窑诸窑》文章中提到在彭城东邻的临水也发现了宋代窑址。1943年日本集乐社出版发行小山富士夫著《宋磁》一书（此书的文字部分由笔者译成中文，发表在1983年2期的《河北陶瓷》上。我觉得这篇文字是小山富士夫先生以大文化角度展开研究的成果。）。另外，在《美术工艺》3号期刊上，还发表了他的《谈宋红绿彩》的文章。因此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就形成一支研究水平较高的队伍，先后推出一大批成果。日本学者的研究特点既能够粗略归纳出轮廓与线条，其中亦不乏细腻功夫。他们既注重窑址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又注重查阅历代文献史料记载，并结合陶瓷工艺学、美术史、文化史拓展研究领域，因此才能收到成效。在这方面，小山富士夫先生可谓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1947年他任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员；由于研究成果突出，他曾经获得日本政府勋三、瑞宝章等奖赏；1955年他赴欧、亚、美洲30多个国家进行古陶瓷史考察；1960年因指定赝品“永仁壶”为“重要文化财产”的过失事件，而主动辞职。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将弟子蓑丰送赴美国留学，鼓励其利用西方国家对磁州窑的丰富收藏，专攻磁州窑研究，尽量利用欧美各国丰富的磁州窑藏品，对磁州窑进行专题研究。后来，1980年蓑丰在美成功地举办了《国际磁州窑讨论会》，并充满感情地在书上写出作为对亡故恩师小山富士夫先生的纪念。这次磁州窑国际研讨会的成果，乃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一个磁州窑系研讨会。

小山富士夫先生对中国陶瓷文化与艺术怀有着深厚的感情。1966年2期中国的《文物》杂志，曾发表他〈中国;2000年之美〉的文章，他写道：“解放以后，中国古陶瓷研究骤然兴盛起来。陶瓷研究取得了解放前所无法比拟的持续跃进局面。在古陶瓷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窑址的发现，解放后发现的古窑址中仅唐宋窑址就不下2000余处。近年来各省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积极开展工作，陆续发现了重要窑址，推出了大批成果。”，文中对新中国时期的陶瓷研究给予了客观的积极的评价。

小山富士夫先生属于文武全才式的古陶瓷专家、学者。他不是学究式的人物。他除了是日本首位陶瓷专家权威之外，还拥有自己的窑场，具有丰富的制瓷技艺与经验，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1992年4月，我在著名陶艺家中里隆先生陪同下，有幸参观了小山富士夫先生的窑场。目前，他的儿子作为他制陶的继承人，在继续着父辈的业绩。当时抚摸着摆放在他的登窑上的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瓷片时，笔者感触良多，异常激动。唐津烧陶艺家中里隆先生与小山富士夫关系密切。笔者其窑场看到了小山富士夫先生为唐津烧题写的窑名“隆太窑”的刻石。  

 我觉得，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一方面要注重器物、窑址，也应该研究那些富有研究成果的学者、专家等先贤们的业绩和观点、论著。知道他们走过的路，他们发表的成果。这样才能更好地搞好陶瓷研究工作吧。

             刘志国2010年5月22日（注：本文参考了严绍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一书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