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那年，春季的一天。

天要擦黑的时候，一个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大娘，挎着个筐，拖了一根把棍，进了俺家的天井。

奶奶见了，回头对我说道：“快去西屋拿个吃头儿！”

我刚要转身，就听那大娘说道：“俺要饱了晚上饭了！大娘！俺想在恁这饭棚里借个宿！”

一听这话，我就停下脚步，站在了奶奶身边。

那时候，俺家的三间北屋的东边，是个“敞口子”（没安门）的小饭棚，还没接山（墙）加盖小北屋。

奶奶听了这话，问道：“闺女！就你一个人？”

那大娘赶紧说道：“大娘！就俺自家一个。”

奶奶听了，说道：“你一个女人家，自己在这饭棚里过夜，不宜量！”奶奶一指北屋，“你上这屋，今晚上和我通腿吧！”

那大娘听了，很感意外，急忙摇头：“大娘！那可不中！俺在饭棚里住一宿，就刚麻烦恁嗹！”

奶奶说道：“闺女！甭犟啦！上北屋就是！”奶奶说着，过去几步，拉着那大娘的胳膊，就往北屋走。

那大娘红着脸，跟在奶奶身后走到北屋门口，赶忙把那把棍放下，又要把扁筐放在门口边儿上。

奶奶说道：“扁筐里有吃头儿，还是挎进屋里吧！”

要吃晚饭了。

春天和冬天，俺家在西屋里吃饭。奶奶让那大娘和俺一家人一起到了西屋里。

那大娘进了西屋，怎么也不到饭桌旁，而是在炕沿儿边上坐下，对奶奶说道：“大娘！俺要饱了晚上饭了！恁快吃饭吧！”

奶奶见状，也就不再强让，而是让我母亲用大白碗舀了一碗“糊肚”（玉米粥），再拿上一双筷子，递给了那个大娘。

在奶奶和母亲的劝让下，那大娘接过碗和筷子，喝下了这碗“糊肚”。

晚饭后，奶奶领了那大娘，去了北屋。

第二天早上，那大娘早早地起来，挎了筐，提了把棍，对我奶奶说着感激的话，和我们一家人辞别。

奶奶说道：“闺女！青黄不接的，谁都有为难的时候。别忒往那心里去！”

秋后的一天上午，那个大娘又来了。

这一回，那大娘没拖把棍，没挎扁筐，而是挎了个箢子——秋后了，庄稼收成了——那大娘挎了礼物来看望我奶奶。

我上三年级那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

早饭后，哥哥们和父亲一起上坡干活去了，奶奶、母亲领着我妹妹出去串门了，就我自己在家。

“大娘，大爷！给口吃的吧！”

我正在北屋里看语文书，忽听天井里响起脚步声、说话声。

我赶紧推开半门子一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大姐姐，挎了扁筐拖了把棍站在天井里。

那时候，来了“赶饭时”的，庄户人家给的“吃头儿”（食物），一般是一个地瓜，或者半个窝窝头，或者一块儿煎饼。

我回身进屋，从笸箩里拿了一整个叠好了的煎饼出来，递给了那个大姐姐。

那大姐姐一愣，接过煎饼，放进筐里，对我说了句：“兄弟呀！你真是个好心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咧嘴一笑，目送那大姐姐出了院门。

奶奶回家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奶奶听了，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说了句：“嗯！心不孬！”

有几回，正要吃晌饭的时候，忽听天井里一阵“胡琴”（二胡）声响起，出屋门一看，一个花白胡子的爷爷拉着胡琴，一个小女孩儿就要开口唱歌。

每次见到这种情况，父亲都是连连摆手：“老人家！甭拉甭唱！”奶奶总是赶紧对我们兄弟几个说：“快去拿个吃头儿！”

一开始，对于奶奶和父亲的做法，我感到不理解。后来一想：走庄串户陪了笑脸要口吃的，已是实属无奈；又何苦让他们强颜欢笑地唱歌呢！

那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下着小雪。

天要擦黑的时候，两个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大叔，背着简单的铺盖，挎着扁筐，拖了把棍，来俺家借宿。

奶奶见了，想了想，说道：“恁这俩孩子，去小西屋里将就一宿吧！”

那时候，俺家的三间西屋的北头，接山（墙）加盖了一间屋，里面放着农具、木料、干草（柴草）。小西屋的门，是在木框上密密地勒上高粱秸做成的。

奶奶让大哥领着那两个大叔去小西屋，我也跟了过去看。

那两个大叔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把干草铺开，再把自己那薄薄的褥子、被子铺在干草上。

吃晚饭的时候，奶奶说：“三九天，冷冷哈哈的！舀两碗‘糊肚’，给那俩孩子端过去，喝了暖和暖和！”

母亲答应着，拿碗舀了“糊肚”，我和三哥一人端了一碗，进了小西屋。

那两个大叔很感意外，赶紧拿过自己的碗，我和三哥把“糊肚”小心地倒进了他们的碗里。

又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个花白了头发的大爷和一个红红脸膛的大爷一起，来俺家借宿。

奶奶还是把他们安排在了小西屋里。

前面说的那个大娘，那个大姐姐，那两个大叔，还有那个花白头发的爷爷，花白头发的大爷，不知道她（他）们的姓名。

只有那个红脸膛的大爷，我们后来知道了他的名字。

那个大爷，大高个子，红红的脸膛，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棉袄的袖子有点儿短，两手袖到袖筒子里之后，露着冻得有些红了的手脖子。

那大爷挺讲“规矩”——他在俺庄里借宿，就不在俺庄里“赶饭时”，而是到外庄里去要“吃头儿”。

那个大爷，听力有些障碍。

一来因为自己听不大清楚，二来怕自己说的话别人听不明白，这个大爷走村串户地“赶饭时”的时候，每到一家，并不言语，而是把手里拿的两个小铜板儿“叮当叮当”地敲几下。

户主听了出来一看也就明白了，转身回屋去拿“吃头儿”。

那一天，那个大爷顶风冒雪地“赶”晌午的“饭时”回来，奶奶打手势叫他进屋来暖和暖和。

因为他听力有些障碍，我们就高声地和他说简单的话，他也就简单地回答。因为有听力障碍，他说话咬字就不如平常人清楚，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没啥吃哟！“他把“吃”字，说成了“食”的音。

我父亲高声问他姓什么。

没想到，他会写字——他张开了左手，用右手食指慢慢地在左手手心里“写”了三个字：刘首荣。

昨天，二哥在微信上告诉我：刘大爷是淄川鹅庄乡(乡，当时叫“公社“)紫峪村人；三哥在微信上说：刘大爷把钱不论“元“（块），依旧论”万“。例如：五块（钱），他说成：五万。

——还是哥哥们记得清楚！

我上小学时的那几年的冬天，又有好几回，刘大爷来俺家借宿。

每一次来，奶奶都是让他住小西屋。晚饭时，奶奶总会让我们舀碗“糊肚”端给他喝。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的秋后，刘大爷又来借宿；奶奶还是把他安排到小西屋里。

这一回，刘大爷没挎饭筐，而是拿了几个麻袋——收碎菸叶卖。

我父亲、窦坦亮二叔，还有左邻右舍，说好了价钱，把装在尼龙袋子里的碎菸叶过了称，“赊”给他；他把碎菸叶装进大麻袋，赶集去卖；卖了回来，再把应给的钱给大家……

我在几里地之外的“管理区联中”上高中以后，走街串巷“赶饭时“的人逐渐地少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大娘，再也没见过那个大姐姐，再也没见过那个白胡子的爷爷，再也没见过那两个大叔，再也没见过那两个大爷。

——生活慢慢地富裕起来了，他们再也不用顶风冒雪走村串户地“赶饭时”；再也不用背着铺盖东村西庄地“借宿”了！

 

           2022年6月16日初稿

                      6月17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