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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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朝花夕拾 |
红薯,在我们沂源老家的方言里,叫地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一年360天(农历),我们家的饭桌上,几乎顿顿少不了地瓜。
现在的乡,那时候叫“公社”;现在的村,那时候叫“大队”。我们三岔公社,是地处沂蒙山腹地的一个拥有十几个山村的小公社(前几年,三岔乡被撤销:南边的几个庄,并入了悦庄镇;北边的几个村,并入了南鲁山镇。此举不禁让我们这些“原乡人”感慨万千);当时,我们东鲍庄大队是个有着一千多口人的大队,大队下设八个生产小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
我们大队,四面环山,队里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挂”在山坡上。那些年,“以粮为纲”,队里的地,自然以种粮食作物为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生产队里种(过)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地瓜,玉米,高粱,谷子、小麦,荞麦,大豆。小麦和玉米,种在靠近村庄的平坦一点儿又比较靠河或机井的地里。谷子、高粱、地瓜和豆子这类耐旱一些的农作物,就只能种在山坡上的地里了。因此,我们山里人,把“下地干活”叫“上坡”。
那时候,队里的粮食收获之后,按照每口人三百六十斤“口粮”的定数分给各家各户;“剩余”的,要卖到公社粮站里去:“交公粮”。
360斤粮食,每人平均一天一斤粮食,有人一定会说:这个“定量”,肯定是吃不了的!但那时候,一则刨地、种地、挑担、推车,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全靠人力。那时候,正是“农业学大寨”的年月,有许多鼓励社员们努力出大力的响亮口号,例如“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饺子)再下手”。还有一句更响亮更直接的口号,可惜年代久远,如今我只还记得口号前面的半句:“出大力,流大汗”;后面的,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流了大汗,出了大力,就得多喝水,更得多吃饭;二则,平时的饭桌上,除了逢年过节或者来了客,平时难得见荤腥,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油水”和“副食品”——每天一斤粮食,自然就不大够吃。举个例子说个数据来看看:春天时节,刨地、种地,为了赶农时,晌午(中午)饭要在坡里(半山)上吃。一个成年壮劳力,劳累了半天,一顿饭就着咸菜吃七、八个煎饼那是再平常不过;最多的,一顿吃到十一、二个煎饼。我上高中的时候,按照一顿饭三个煎饼的“定量”从家里带饭。我二哥、三哥上高中的时候,更艰苦一些,带的饭以窝窝头、地瓜为主。
地瓜、玉米、高粱、小麦、荞麦和大豆这些农作物当中,生产队里种的最多是,是地瓜。
为什么地瓜种得最多呢?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地瓜这种农作物,比较耐旱;而队里的土地,又以远离水源的山坡地居多。所以,地瓜,首选种植。
第二个原因,三斤地瓜干儿折算一斤口粮(几斤地瓜晒一斤瓜干儿?记不清楚了),虽然地瓜、地瓜干儿难登大雅之桌,但因为“三比一”的量的优势,能够尽最大可能地撑起庄户人家那缺少油水的肚子。所以,种地瓜,更是首选。
种地瓜,先要“畦苗”,那就从“畦苗”说起吧。
初春,乍暖还寒的时节,各个生产队就开始“畦苗”:在打麦场边的地里“铺畦炕”(也叫“铺炕畦”)。“铺畦炕”的具体过程,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在地瓜芽子提完之后,我和我们生产队的小伙伴窦硕法、聂文君一起,扛了镢头去刨“地瓜母子”,看到了“畦炕”当时的样子。所以也就只能根据推测,说个大概情况。如有错误之处,还请大方之家指教。
按照一定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在地里挖好一条一条南北走向的相邻的长沟。然后,搬来石头,在沟的东西两边垒起大约半米高的石墙,石墙的南边这一头,留出进口,北边的那一头,留出小小的出口。在石墙上面,铺上厚度适宜的石板。在坑的南边这一头,挖出(留出)一条横向沟。然后,把挖出来的土回填到石板上去。上面好像还要垫上一层沙子。根据相邻石墙的宽度、长度,把土挑成一个一个的畦子——“畦炕”初步成型了。
把去年留出的地瓜种(地瓜),按照适宜的距离,腚朝下头朝上,种进(埋进)土里,用喷壶喷上水。顶上蒙不蒙塑料布,搞不大清楚。因为是初春,地温还不够暖,所以,要“烧炕”:在“畦炕”南边这一头的灶口里,填上柴草,点燃,烟通过烟道从北边那一头的烟道出口冒出——提高地温,让地瓜快点儿发芽、出苗。这“烧炕”,看着容易,其实可实在是不简单:温度低了,不管用;温度太高了,又容易“伤种”。至于如何掌握温度的高低,那就不是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所能知晓的了。
当地瓜苗长到了一拃高,就可以“提苗”栽地瓜了。
先把地刨一遍,然后,横起镢头,把土堆积成大约两拃高的一条一条的长垄,用镢头在垄上刨出一个个小浅坑。拿起一棵地瓜苗,四指并拢,大拇指靠在食指上,捏住、护住那瓜苗儿靠近根儿的部位,手心部位朝向内五指向下,轻轻插进土里,手轻轻抽出,两手把瓜苗周围的土轻轻一摁。后面的社员提了水桶,端了水瓢,舀起水,轻轻地浇在瓜苗四周,等水浸入了土里,再把坑周围的土轻轻覆盖上——一棵地瓜苗栽好了……
说地瓜比较耐旱,那是在它拖秧长出地瓜之后——地瓜也怕苗里旱,我们山里又常常春旱,有时甚至还连着伏旱,各生产队的队长就率领着社员们挑水抗旱保苗。
我们第六生产队是一个有着二十多户人家近百口人的小队。1959年7月,我父亲从沂源县师范工读班毕业后,回村当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是村里九个会计之一(八个小队会计,一个大队会计,分别是:一队王宪章、二队刘方州、三队刘方林、四队刘方元、五队冯元祥、六队徐登元、七队张明来、八队乔玉伦,大队段金文),后来,又当过林业队会计。从我记事起,父亲已不再担任小队会计;小队会计一职,由聂文玉二哥接任,直到生产队解散。当过保管员的,有马西文二哥、刘洪顺大爷。当过队长的:刘富大哥、聂志学大爷、马西三三哥、窦硕如二姥爷。其中,刘富大哥多次被选举为队长——当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
那年春天,我们生产队把洞子岭上的“山逛子地”地里全都栽上了地瓜。又遇到了春旱天气,刘富队长带领着社员们挑了水桶,来到李家沟的水池边,沿着石阶,下到水池里的水边上,放下“担杖”,舀满各自的两大铁桶水,用“担杖”钩子钩住桶系儿,一弯腰,把“担杖”挑上肩,直起腰来,挑着担子拾阶而上,出了水池,沿着山道,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颤颤悠悠,步步登高,慢慢地往岭顶上的地瓜地里走。当来到地头时,大家一个个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放下担子舀水浇苗的时候,脸上的汗水滴滴答答,滴进了桶里,滴在了地瓜苗上,滴进了地瓜苗周围的泥土里……
地瓜苗开始“拖秧”了,追肥,锄草,翻秧,一系列的“活路”不停歇。地瓜渐渐地长大了,长大了的地瓜把泥土撑得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缝儿。望着这一道又一道泥土裂开的缝儿,社员们笑得裂开了嘴;社员们笑得裂开了的嘴,像极了泥土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缝儿……
到了阴历九月里,该刨地瓜了。
笔山子半山坡上的地,是我们队离庄最远的地。那天早饭后,社员们拿了镰刀,扛了镢头,挑了“架筐”、大“花篓”(大筐),穿过李家沟,越过刘家沟、翻过洞子岭,来到笔山子半山坡上的地头上,一年一度的刨地瓜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刘美三姐、刘兰四姐、侯顺玲二姐、侯顺花三姐等几个女社员每人一垄,在前面割地瓜秧(地瓜秧割了之后,一堆一堆放在地边上,等晒得半干了,挑回去,分给各家各户,晒干了,打碎了,到时候泡进猪食里,喂猪);队长刘富大哥带领着社员们,每人一垄,在后面刨地瓜。刘富大哥率先高高地扬起镢头,朝着一墩地瓜的边儿上一镢头刨下去,然后把镢头轻轻往回一带,“骨碌骨碌”,几个红皮的大地瓜翻滚到了地面上!刘富大哥高声喊道:“快看哎!这一墩,刚大的呀!”社员们见了,一个个喜笑颜开,争先恐后地扬起了镢头,侯可忠大爷说道“看看我这一墩!足够装半架筐!”马西三三哥说”道:“看看这个!像个大棒槌!”……
一垄地瓜刨完了,大家各自回身一看,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红红皮色的地瓜,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成排成行,摞在了新翻开地土地上,蔚为壮观,趣意盎然!
刨完了一垄又一垄、一块又一块地里的地瓜之后,天晌午了。队长刘富大哥高声喊道:“老少爷们!大家伙儿里都紧紧手——咱把它一趟挑回去!”大家一听,赶紧挑过了筐、篓,往里拾地瓜。不一会儿,红皮的地瓜就装满了筐,装满了篓;刘富大哥、我父亲、马西三三哥,是我们队里三个最能挑担子的中年壮劳力。三个人更是把各自的大花篓里装得冒出了高高的尖儿了。一百几十斤重的担子,大家挑上了肩,一路之上,担子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走过山沟,翻过山梁,一溜小跑,终于来到了队里的打麦场上。
保管员刘洪顺大爷,会计聂文玉二哥,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地过秤,报斤两,计斤数:“78斤——”、“82斤——”……称完了,记全了,聂二哥抓过算盘子一阵“劈里啪啦”,计算出了总斤数,再根据人口算出各家应分得的地瓜斤数。然后再把各家筐里篓里的地瓜称一遍,多退少补——这些红皮白瓤的地瓜,各家各户挑回去,是要放到地瓜窖子里去的——之所以不再倒成大堆来分,是为了尽量减少地瓜皮的磨损,以便于地瓜的长时间地窖藏;倒成大堆再分成小堆分来的地瓜,各家各户都切了晒瓜干儿了。
我们生产队曾经把黑峪岭、卧虎峪、道峪、东山、李家沟、蝎子岭、洞子岭、笔山子等山岭上的地里,栽上地瓜。地瓜栽得越多,刨地瓜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那年深秋的一天上午,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洞子上刨地瓜,老天爷忽然变了脸,“嗖嗖”地刮起了西北风,“唰啦唰啦”地下起了雪粒子。队长刘富大哥喊道:“老少爷们!都抓抓紧!看这天,要上冻啦!”还穿着单裤单褂的社员们,顶着冰冷的北风,冒着打在脸上生疼的雪粒子,急急忙忙地刨地瓜……
那时候,我们农村的学校,除了星期六、星期天之外,一年当中放三个假:麦假、秋假、寒假。其中秋假放的时间最长:四十多天——六周到七周的时间。放了秋假,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去生产队里,跟社员们一起掰棒子、刨地瓜……低年级的孩子们,就跟家里的老人们一起忙秋。
不论是哪个生产队,每一块地里的地瓜刨完、运走之后,半大孩子、甚至半大小伙子们就扛了镢头提了筐子、篮子纷至沓来——“揽地瓜”。
简单地来说,“揽地瓜”就是在刨完了地瓜之后,把那已经翻平了的“地瓜垄”再翻一边,以期翻出“漏网”的地瓜。
有经验的、责任心强的社员刨地瓜,很少会有遗漏。经验少或者责任心不够强的,就会或多或少地有遗漏。因此,当我们看准了原来地瓜垄的“遗迹”“揽地瓜”,有时候,一垄翻完了,一个地瓜甚至半块地瓜也没看见。有的垄,刨了没几镢,就有一个(或者半块)小地瓜甚至大地瓜“骨碌”一下子,闪现在眼前!
揽地瓜也有技巧:第一,注意地垄的边边角角。第二,注意“飞根子”。“边边角角”,无需多说;对于“飞根子”,咱啰嗦几句。
一棵地瓜芽子栽进地里,在生长过程中,在主根之外,会长出多条“次根”,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水、肥充足,每条次根上都有可能长出、长成一个地瓜。有的根在土里旁逸斜出,“爬”得挺长。这样的根,我们就把它叫做“飞根子”。社员们刨地瓜时,为了赶进度、赶节气,在刨出了那一墩地瓜之后,就不大可能对飞根子深挖细究、穷追不舍。这也就给我们这些“揽地瓜”的留下了“用武之地”。刨着,翻着,忽然有了重大发现:“哎?飞根子?!”惊喜之下,顺着“飞根子”的“走向”,一番深挖细究。
在挖掘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飞根子”粗细一开始没有大变化,挖着挖着忽然变粗了,那,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瓜,马上就要出土了!如果“飞根子”越来越细,那费了半天功夫和力气,最终,得到的也就是一根“飞根子”。有的时候,明明知道“飞根子”的“终端”不可能有个地瓜在等待了,但我们依旧希望奇迹发生,依旧穷追不舍,结果是,捡起那根一、两尺长的“纯正”的“飞根子”,啼笑皆非……
去揽地瓜的途中,揽地瓜回来的路上,如果经过生产队还没有刨的地瓜地,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都是目不斜视,快速经过。万一走得匆忙鞋子不跟脚了,那就趿拉着鞋子走,等走过了地瓜地,再下腰提好鞋子,以免“瓜田李下”之嫌疑。
因为揽得少,偷偷刨生产队的几个地瓜充数?想都别想!一则那时候人们的自觉性普遍高;二则,有严厉的处罚措施。譬如一个小孩子拔或者刨生产队的农作物,被“看坡的”谭金山二爷爷逮着了,如果只是“仨瓜俩枣”,而且你家出身是贫下中农,那,你
“低头耷拉角”地把所拔或所刨之物背着,被谭二爷爷“押解”着,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工具被没收,满脸通红满头是汗地挨队长或者保管员几句训;提心吊胆地磨磨蹭蹭地回到家,再挨一顿严厉的教训(可能是一顿臭骂,更可能是几巴掌或者几脚)。
如果出身不好,那麻烦可就大了:小孩子犯了错,大人一起领受“训诫”;大人犯了此类错呢?背着所拔或者所刨的那一点儿农作物,在民兵的“押解”下来到大街上,当众“坦白交代”:我是***,我拔了**队里的****,我犯了大错……我往后再也不敢了啊!您大家伙里千万别跟着我学……
正因为如此,虽然揽地瓜的一波又一波,一伙又一伙,但生产队里还没刨的地瓜们,都安然无恙,直到队长领着社员们来刨回去。
这块地里的地瓜刨完之后,你来“揽”了个遍,走了;过了一两天,被翻过的土干了,别人以为这里没被“揽”过,再翻一边——土地里的地瓜,通过一刨二揽三翻,真正做到了”颗粒归筐”!
地瓜的储存方法有两种:一、晒成地瓜干儿,二、窖进地瓜窖子里。
先说晒瓜干儿吧。
要晒瓜干儿,先得切瓜干儿。
生产队里刨了、分了地瓜,哥哥们和父亲一起,把分到的地瓜挑回、推回家来。吃完了晚饭,来到院子里,抬头看看天(后来,家里按上了广播匣子,就可以听广播匣子里的天气预报),奶奶说:“满天刚稠的星!”回到屋里,一家老少就开始“打夜班”“擦地瓜”(切地瓜片儿)。
当年,“擦地瓜”的家什有两种。
第一种家什:“擦刀”。一个光滑的两拃宽三拃长的木板,中间的部位上,横向凿出一个长条形的洞,一个有着一面锋利刀刃的刀片,固定在这个洞上,只在洞的另一侧,留出一道薄薄的缝隙(它的构造与工作原理,和厨房里用来擦土豆丝黄瓜丝的擦子相似;不同的是,它擦出来的不是丝,而时薄片儿)。搬过一个条筐或篓子,把擦刀的一头抵到筐、篓上,或者把擦子平放在筐、篓上,让擦子上那刀刃面对自己。一手摁住擦子这一头的把儿,另一只手拿起一个地瓜,纵向地放在擦子上,五指伸直微微上翘,只用手掌部位摁着地瓜,快速地向刀刃部位推过去,再快速地拉回来,推过去……只听“唰唰唰唰”一阵响,一片一片白白的地瓜片儿“吧嗒吧嗒”地落入了筐、篓里。不一会儿,一只大大地地瓜在手下只剩了薄薄的一小片儿。这时候,放慢手速,轻轻地将那薄片儿从刀刃上推过,使它一分为二——一个地瓜擦完了。
第二种家什叫“挤刀”。它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半米高的长方形小桌子。所不同的是,在桌子一侧的桌面上,开了一道孔洞,安装了一个刀片。在刀片锋利部位的那一边的一侧,安装了一个铁轴,一只长条形的木臂的一头,钻了个孔,安进轴承里。搬块石头压在“桌”面上(起稳定、稳固“挤刀”的作用),一手拿起一个地瓜,用手掌摁在刀刃的前边,另一只手握住木臂的把儿,向内转动,将地瓜往刀刃上挤过来……“挤刀”的“工作效率”不如“擦刀”快,它适合不会或不大敢用“擦刀”的人使用。
那一天晚饭后,在北屋里,大哥、二哥正在用“擦刀”擦地瓜,三哥正在用“挤刀”挤地瓜。“哎!都在忙着啊!”忽听有人推门说话的声音,三哥一抬头,原来是窦硕如二姥爷来串门。就在抬头的一瞬间,三哥忽觉摁着地瓜的左手掌一阵疼——左手掌右下面被“挤刀”挤掉了五分硬币面积大小的一块儿皮!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此处留下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地瓜片儿擦满了一筐又一筐,一篓又一篓,一大堆的地瓜擦完了。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们和父亲一起,挑的挑,推的推,把地瓜片儿搬运到家南边“凤凰嘴子”的东坡上,或者庄东边已收割完了庄稼的地里。奶奶、母亲挎了扁筐,领着我和妹妹,来到山坡上的地里,把那一堆一堆的地瓜片儿,一片一片地摆开——晒瓜干儿。
地瓜干儿干得最快的晒法:盛满一扁筐地瓜干片儿,挎着,来到堰墙边,耐心地把地瓜片儿一片一片地插到堰墙的石缝上。虽然晒干得最快,但这种晒法费时费事,只适合切了少量地瓜的情况。
速度最快的晒法:把地瓜片儿盛进簸箕里,或者干脆提起盛着地瓜片儿的筐,来到已经收割完了庄稼地地里、地边上,一边快速地往地上倾倒地瓜片儿,一边快速地后退。倒完了,把倒得太厚摞着的瓜片儿拨拉开,或者拿起来,摆到稀少的地方。这种晒法,适合场地大、地瓜切得多的情况。
普通晒法:从地瓜片儿堆上盛上一筐,挎到空地上倒出来,一片儿一片儿地摆开。
我总觉得快速的晒法有点儿应付公事的意思,因此比较偏爱插墙缝晒法和一般晒法。无论用哪种晒法,每次要晒完的时候,我都是拿起剩下的一摞地瓜片儿,在一旁摆出一个“徐”字。这时候,妹妹总会跟过来问:“四哥,你做什么?”“我一边摆一边说:“摆咱的姓!”这时,奶奶和母亲总是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不言语。等我摆好了这个字,这才挎起筐,往家走。
那天一大早,大哥和父亲就把昨天晚上擦好了的地瓜片儿挑到了我们家南面“凤凰嘴子”山坡上的地边里。早饭后,我跟着奶奶去晒瓜干;我的小伙伴聂文君挎了个扁筐上坡“打猪食”(拔猪草),和我们一起做伴儿。来到半山坡上的地里,我和奶奶开始晒瓜干儿,聂文君在旁边的地里打猪食。
山路南面“赛峪子”的西坡,是我们大队里林业队的苹果园。在苹果没完全摘完之前,看护果园的林业队护林员李鹤亭大爷是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在靠近果园的山坡上和地里晒瓜干儿的(李大爷这个如此有诗意的名字,中间的字,我今天却实在想不起来了!在“一家亲”微信群里问了二哥、三哥,才恍然大悟)。他有一句名言
“一溜(一律)不准进地!”因为李大爷在他们家族的兄弟们当中排行第六,他这句“名言”不知被谁“恶毒”地“演绎”成了“李六不准进地”,在庄里流传了好多年。如今,苹果早已经摘完了,树上只剩下了茂密的叶子。
聂文君忽然从路南边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走到我和奶奶跟前,掀开猪草,筐底里露出来三个红红的苹果!他美滋滋地说道:“二奶奶,你看!我在一棵树上揽了三个苹果!”“是啊?”奶奶和我一看,都感到惊奇!后来我们猜想:这三个苹果,大概是由于苹果树枝叶茂密,摘苹果的社员没看到而遗漏下的吧!
聂文君拿出一个苹果,递给我奶奶:“二奶奶!给你一个!”奶奶笑着推开了,“好孩子呀!你好不容易揽的,留着自己吃吧!”聂文君见奶奶不要,一转手,把苹果塞到我手里,“咱俩一人一个!”一则因为我意志不够坚定,二则因为是天天在一起玩耍儿的小伙伴,我喜不自胜,半推半就,把那个红红的散发着阵阵清香的苹果接了过来。
聂文君又从筐里拿出一个苹果,“喀嚓喀嚓”吃起来。我把手里红红的香香的苹果递给奶奶,“奶奶,你咬一口!”奶奶笑眯眯地接过苹果,咬了一点儿,就把苹果递了回来。我赶紧接过来,“喀嚓喀嚓”吃起来。我一边美滋滋地“喀嚓喀嚓”,一边乐悠悠地晒着瓜干儿——在我小时候晒瓜干儿的“悠久历史”上,这是最甘甜的一次记忆……
秋天的天气,以晴朗为主。三天的时间,地瓜干儿就干透了。我们再去把瓜干儿一片儿一片儿拾到筐里、篓里,挑回来。万一头一天刚刚晒上瓜干儿,第二天就阴了天要下雨,那一家人就心急火燎地跑到山坡上,急急忙忙地把地瓜干儿划拉起来,挑回家,放在屋里的地上或者“箔”(高粱秸秆扎制的用具)上晾着,等天晴了地干了之后再晒出去。如果碰到了连阴天,这一些瓜干儿上长起了一层绿毛,那就只好等天晴之后晒干了当猪食了……
我们家西屋的里间里,靠西墙放着一个一人高的又长又宽的囤。每年的秋后,我们家晒好了的地瓜干儿,都装满这一大囤,而且还冒出高高的尖儿。
为了省时省事儿,生产队里上缴公粮中的地瓜干儿部分,都是集体擦,集体晒。
笔山子上的地,属于沙质土地。沙地干爽,山坡上的杂草也容易清理,很适合晒瓜干儿。那年秋季的一天,我们第六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在刘富队长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到笔山子上去刨地瓜、晒瓜干儿:大家翻沟越岭,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地头边,壮劳力们刨,会计、保管员过称,家家户户老婆孩子齐上阵,擦地瓜,晒瓜干儿——各家各户所擦、晒地瓜的斤数,经过折算,计入各家各户所挣的工分里。只见刨的刨,称的称,擦的擦,晒的晒,你呼我叫,你说我笑,很是热闹!
谭三奶奶快人快语,干活很是麻利:把擦刀往扁筐上一架,一手按住擦刀的把手,另一只手拿过一个地瓜,用手掌摁在擦刀上,“欻欻欻欻欻欻”一阵响,一片片白白的地瓜片儿“吧嗒吧嗒吧嗒”几乎不分点儿地落进扁筐里,不一会儿,扁筐就满了!三奶奶一声吆喝,谭立花大姑、谭立珍二姑两人赶紧跑过去,一人一边儿,合力提着筐,小步跑到一边地沙地上放下,双手捧起筐里地地瓜片儿,往地上撒,等还剩了半筐,大姑端着筐,倒退着把瓜片均匀地撒在地上,两人蹲下来,四只手一阵快速灵巧地拨拉,一片白白的地瓜干儿,晒上了……
干活如此麻利的还有马西三三哥家的马三嫂、聂文玉二哥家的聂二嫂……
半天的功夫,笔山子西坡的地边里,山坡上,晒满了白白的地瓜干儿,蔚为壮观!
龙汪崖村的在傍边半山坡上居住的韦三大爷,被这热火朝天的场面所吸引,嘴里叼着一杆长长的烟袋,慢慢地溜达过来看热闹。队长刘富大哥赶紧上前几步,大声招呼道:“三叔!您过来溜达溜达?您看看,这一大片的瓜干儿,一早一晚的,还得麻烦您给掌掌眼色!”
韦三大爷闻言,把那烟袋(嘴)从嘴里抽出来,大声说道:“你擎管放心!这邻里百舍亲戚里道的,保准半块瓜干儿也少不了!”……
三天之后,地瓜干儿晒干了。我们队里的男女老少再到笔山子上,热热闹闹地把瓜干儿拾了,装进筐、篓,挑回来,堆放到小队办公处的三间大北屋里。到时候,挑到管理区粮站交公粮(中的地瓜干儿部分)。
如果集体擦、集体晒的地瓜干儿不够交公粮的斤数。那,把所缺
的斤两按人口分摊到各家各户。聂文玉二哥拿了账本,马西文二哥提了称,刘富大哥领着几个社员,拿着麻袋,一家一家地攒地瓜干儿……
再说地瓜的第二种储存方法:窖地瓜。
庄东面的东台,是我们第六生产队的好几亩大的一块地。东台地的北面,是村小学;东面,是一大片“土场”——那时候,庄里家家户户都喂着(至少一头最多两头)猪:猪喂上两、三年长到二三百斤之后,到公社畜牧站卖了,卖得的钱补贴家用;猪圈里的猪粪积攒得多了,队里派社员来出出去,这些猪粪折算成工分计入各家各户的工分账目。那时候每年过年贴春联时,贴在猪圈门上的蓝颜色对子纸的春联(一直)是“保持清洁常垫土,发展副业多养猪”——为了猪圈的清洁,也为了多积攒猪粪,全村的人家都来这里刨土,用架筐挑回家、用小车推回家去垫猪圈。东台南面长长的地边上,没垒石堰墙,露着高高的“土茬子”。冬天农闲的时候,我们队里家家户户都在“土茬子”上挖地瓜窖子。
我们家的地瓜窖子,是大哥和父亲一起挖的。
在高耸的土茬子下面,选一个合适的地方,拔掉杂草打扫了树叶,大哥挥动镢头,父亲扬起铁锨,先挖一个长两米左右宽一米半左右、深一米左右的坑。然后,在坑的北面土茬子上,父亲用一截树枝划出了一个大半人高、近一米宽的弓形的“门”的痕迹。大哥抡起镢头,“吭哧吭哧”开始刨土,掘进。等刨下了一堆土,父亲用铁锨把土扬到一边去。弓形的门掘进半米左右之后,大哥开始换上一把短把儿的小镢头,往左、右、前方和上方掘进。刨下来的土,装进筐,递出来,父亲接过筐,把土倒在一旁。那时候,星期六、星期天,二哥、三哥就来帮忙。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瘦瘦弱弱的,这活还干不了,有时候也就跑了去在一旁“帮帮人场”、凑凑热闹。也不知道用了几天的工夫,一个内高近一米多、长宽各近两米的地瓜窖子挖好了。
生产队里分了地瓜,用筐挑到窖子的门口。大哥下到窖子里,父亲递下装满地瓜的筐,大哥接过筐,小心地搬进窖子里。然后,慢慢地仔细地挑选:完好无损的地瓜,轻轻堆放在地上;皮破损的,有镢伤的,有疤痕的,一律拣出来,挑回家去……
当窖子里地地瓜一直堆放到了离弓形门口还有几拃距离时,父亲说道:“今年咱就窖这一些吧!”而“这一些”大概有多少斤?因为父亲有着不怒而威的威严,我从来没敢问过。这么说吧:我们一家老小一共八口人,从秋天刨地瓜开始到冬天,再到来年春天、夏天——一年四季,饭桌上的“主打饭”之一,就是地瓜。
从家里扛来粗木棍子和玉米秸秆,把一根一根木棍子排列在地窖子门前那方形的坑上,然后,抱过成捆的玉米秸秆,按照南北方向北高南低的一定的斜度,覆盖在木棍子上面。秸秆上再压上石块——地瓜就窖好了。
地瓜刨回来,或者从窖子里拿回来,最简便的吃法,是洗去泥土直接“咔嚓咔嚓”啃着吃。但这只是当零嘴吃着玩,而不是当饭吃。
当饭吃的最普通、最简便的吃法(做法)就是煮着吃。
用大盆洗好一盆又一盆的地瓜。然后,刷干净了大锅,把地瓜倒进大锅里,倒上了上半锅的地瓜,添上水,水淹没过了地瓜,盖上盖。灶里点上火,添上柴,奶奶“呼嗒呼嗒”地拉动风箱,开始煮地瓜。
地瓜煮熟了,掀开大锅盖,蒸腾的热气里,一锅红红的晶莹剔透的地瓜新鲜出锅!刚煮好的地瓜当顿吃,或软软甜甜的,或硬硬面面的,最好吃。
一大锅的地瓜煮好了,拾出来,放在大盆里或盖子上:这就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几天的“主打饭”。
锅里馏好了“主打饭”地瓜,吃饭的时候,母亲拿过一叠煎饼来作为“辅食”。那,各人的吃法就不一样了。我一般是先吃地瓜,最后吃煎饼;大哥的吃法是,拿过一个煎饼,在手掌里摊开来,再拿过两个长长的地瓜,卷在煎饼里——煎饼卷地瓜吃。
地瓜馏了一次又一次,热了一回又一回,吃起来口感就与刚煮出来时相差甚远了。如果这顿饭没炒别的菜,那就是吃一口地瓜,就一口咸菜,一口甜,一口咸,或者一口又甜又咸,就有点怪怪的感觉;而且,地瓜吃多了,吃久了,就有些胃胀、反酸。但在饿肚子和吃饱之间选择,大家还是选择了吃饱。所以胃胀、反酸也就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了。
第三种吃法:地瓜煮熟了,切成薄片儿,放到“盖垫子”上,晒得硬硬的,成了“熟地瓜干儿”,冬天的时候给小孩子们当零嘴吃。
地瓜的第四种吃法:熬地瓜粥。
把地瓜切成小块,倒进锅里,搅合上一点儿棒子面或者小米,名义上是熬玉米粥或者熬小米粥,熬出来的其实是地瓜粥:地瓜块儿多,粥少——以粥为引子,吃地瓜。
每次喝这种粥的时候,我都是先毅然决然地、三下五除二地把碗里的地瓜块儿吃完,然后,再慢慢地品尝剩下的玉米粥或小米粥……
把地瓜擦成丝,锅里添上水,放进豆子,先煮豆子,当豆子煮的半熟了,把地瓜丝倒进去,熬地瓜丝饭。熬好了,盛到碗里,端上桌来。地瓜丝和豆子融为了一体,只能“合二为一”地喝,而很难有先后地挑选着喝了。
地瓜还可以烧着(烤着)吃。
当队里掰了黄烟烘黄烟的时候,因为烘烟炉里烧的是煤炭,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从家拿两三个地瓜,去找烘烟员窦法增老姥爷。老姥爷见了,并不多言,接过地瓜,放在炉子炉条下方的地上,覆盖上薄薄的一层还带着火焰的炭灰……等烤好了,老姥爷用火钩子把地瓜钩出来放在一边,一股烤地瓜的香味悠然升腾。等烤熟了的地瓜不太热了,拿起来,一边剥着皮,一边热热乎乎地甜甜地吃——这也是零嘴吃法的一种。
地瓜的第六种吃法:做拔丝地瓜吃。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种吃法,是一种费油耗糖的待客吃法、过节吃法。
拿三两个地瓜,洗净,切成小块儿。锅里倒上(而不是用筷子头“铛铛”点上)适量的豆油或炼好了的猪大油,等油热了,把地瓜块儿倒入锅内,炸至金黄色,捞出,放进盘子里。打开纸包,把适量的珍稀的绵白糖倒进锅里,用勺子不停地搅拌着“熬糖色”,“糖色”熬好了,赶紧倒在炸好的地瓜块儿上,立刻端上桌,趁着热乎劲儿,用筷子慢慢挑起蘸满“糖色”地地瓜块儿——地瓜块儿从盘子里“拔”出来细细的、长长的“糖丝儿”——吃拔丝地瓜。
做这道“菜”的关键在于熬“糖色”:熬轻了,拔不出丝;熬重了,糖熬糊了。当年,这道“菜”都是奶奶或母亲来做,我也就只有在一遍“观看”的份儿。因此,不得其中的要领。每当年夜菜中或者年后招待亲戚的菜中上上了这道“菜”,地瓜块儿被拉出了长长、细细的“糖丝儿,在一片啧啧的称赞声里,奶奶和母亲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地瓜干儿的吃法,稍显啰嗦。挎一箢子的地瓜干儿,去碾子上碾碎,再在家里的石磨上磨成地瓜面儿,掺到发酵好了的煎饼(玉米面)糊子里摊煎饼吃。但地瓜面一次不能掺太多,否则,煎饼就不“起发”,不好摊了。
地瓜干儿还有一种吃法,磨成面后掺到玉米面里蒸窝头,或者只用地瓜面蒸窝窝头。有一回蒸窝窝头时,母亲特地给我蒸了两个纯地瓜面儿的窝头。蒸好了,掀开锅,那两个窝头在一片金黄色中独树一帜:通体乌黑,黑得发亮。咬一口,粘丝丝的、甜丝丝的感觉。
地瓜干儿也可以直接拿过来“咯嘣咯嘣”地吃,但这不是当饭吃,而是小孩子们的又一种“零嘴”的吃法……
自从我记事起,地瓜就在饭桌上,不离不弃,顿顿相伴,走过了丰收季节,度过了歉收年月,一直到我上高中住校之前——可谓劳苦功高、功莫大焉!
但这样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顿顿吃,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时节,饭桌上就只有咸菜条这道“主打菜”和煮(馏)地瓜这种“主打饭”,一口咸,一口甜,一口又甜又咸。这样“甜咸”的时日久了,就对吃地瓜产生了一种畏难情绪、畏惧心理,但又不能不吃、不得不吃——颇为复杂的情感!
如今,地瓜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珍贵的“健康食品”;但我每次看到地瓜,那种颇为复杂的情感总会油然而生!
——地瓜呀,地瓜!爱也地瓜,怨也地瓜……
几天前,我将以上文字分四个部分依次发在微信公众号“徐徐道来xu”上,然后又从微信公众号上转发到了我的微信空间里。高中时的同学左效凯兄看了,慷慨赠以精彩诗评数首。
文章的构思写作,讲求”凤头,猪肚,豹尾“。以左兄的精彩诗评为此文作结,岂不比”地瓜呀,地瓜!爱也地瓜,怨也地瓜“生动形象得多?于是,自作主张,将左兄的精妙诗评引用过来,作为全文的结尾。
地瓜曾是餐餐餐,
吃多胃口必反酸。
为辞地瓜考学去,
老来又觉地瓜甜。
大凡七O前,多有地瓜情节。爱之、怨之,慕之、恨之,小小地瓜,本是凡间俗品,却如北方佳人。正是:
本是凡间一俗品,
土里生来地下存。
无奈做粮腹中去,
更添烹法时时新。
北方有地瓜,
绝世而独立。
一顾饱人腹,
再顾泛酸沫。
宁不知饱腹与酸沫,
地瓜不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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