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外传说

　　《国语》之称为《春秋外传》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此后盛行。东汉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曰：“《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三国韦昭《国语解·序》中也说，左丘明完成《左传》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他们认为，《国语》乃是用以补《左氏传》之不足者。刘熙《释名》云：“《国语》亦曰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他认为，《国语》是因所载为“外国所传之事”才有外传之名的。但四库馆臣予以有力反驳：“考《国语》书中，明有《鲁语》，而刘熙以为外国所传，尤为舛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杂史类》)

　　今人对内外传之说也有不同看法，殷孟伦之《〈国语〉哲学思想研究》、张孟伦之《中国史学史》、尹达之《中国史学发展史》，虽各自所据不同，但都持此说。许汉威之《先秦文学及语言例论》、游国恩之《中国文学史》则据两书记时范围、体裁及叙述方式不同，内容重复、抵触，又详略互异，而认为它们是各自为书，不属同一体系，内外之分实不恰当。

　　撇开分法恰当与否不论，至少此说点明了两者的互足关系，另外，最初也正是内外传之说，使人们把《左传》和《国语》联系在一起的。

　　(二)采集剪裁说

　　《经义考》引宋司马光之语曰：“先儒多怪左丘明既传《春秋》，又作《国语》，为之说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为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志也。”即《国语》是左丘明为经作传的准备工作，《左传》在其基础上剪裁而成。顾颉刚较赞同此说；杨公骥、朱杰勤也都认为《国语》中的一些重要材料曾被左丘明转引到《左氏春秋》中。从文字看，《国语》许多章节都有被《左传》抄改的痕迹，据统计，《国语》196节中有104节与《左传》所记大同小异，许多文句竟完全相同。朱杰勤甚至认为《国语》的底本就是左丘明最初分国搜集、未加严格整理的材料汇编。徐仁甫《左传疏证》，谓《左传》遍采刘歆之前群书，尤其以采《国语》为主，卷二列举《左传》采《国语》之例证77则，卷三还总结了《左传》采《国语》的13条规律。

　　此说虽暂时也无法找到足够证据为两书关系盖棺定论，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之一。

　　(三)一书割裂说

　　此说首难者是康有为。他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说：“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摄结杂书，加以附益，而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接着，崔适《史记探源》进一步申述：“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现代学者钱玄同也多次著文，力证《左传》与今本《国语》，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二书瓜分为二的。

　　事实上，刘歆之前，司马迁于《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提到过《左氏春秋》；且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的《韩诗外传》、《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所引《春秋》语，往往见诸《左传》(刘师培《左传不传春秋辨》)。可见，《左传》早于刘歆已经成书，此说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