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草湾，本就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再加上那座藏在密林里的建筑，更给她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本打算一早就要去探访水草湾的，但是一连几场秋雨后雾姑娘迷恋上了我们的山城，清早起来满大街都是她们飘逸的纱裙，双眼迷离地去探访一个神秘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一直到快十点了，太阳公公把那些能歌善舞的仙子召回天宫，我们才动身。

过枣园，进庙沟，顺着路边一位老人拐棍挥出的方向，跳过汩汩流淌的小溪，才发现在那一汪碧水的左岸，密林掩映下有一条并不难走的小路，乱石铺就。

深秋的落叶铺满了山坡，尽管我们尽量不去破坏这神秘之地的静谧，但一踏上去还是沙沙作响。

就这样，一步一响，开始了和这块神秘土地的对话。

路，并没走多远，就望见了它的身影。保护部门，给它加了钢柱阳棚和围墙，铁将军把门。免去了风雨侵蚀，可看上去十分怪异，心里难免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好在围墙并不高，墙内还有台阶可登，围墙边的山菊不管不顾地金黄艳紫白如许，表明这里仍是一方生命力旺盛的热土。

整个建筑的墙体就地取材全部用石块砌成，尽管屋顶和廊柱都已消失在八十多年的岁月里，但秋日的阳光洒在那残留的石壁上竟有一种特别的厚实和温暖，像慈祥老人的笑容一般。正门的上方有一枚五角星的浮雕，从五角星下走进去先是一条回廊，尽管回廊的木柱不复存在，但石座像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省略号，历历在目。礼堂的大厅足可以容纳三百人就坐，站在主席台回身望去，门厅与回廊的弧度酷似一只巨眼，青天高山举目可见。可惜那护棚的两根钢柱却树在眼目的两边，破坏了远望的风景。“在保护的同时为什么不能兼顾美观呢？现在的材料和技术水平这个问题应该是不难解决的。”向来不善多言的妻喃喃自语。

我们非常意外地看见，主席台后墙的走廊里躺着两只雉鸡，显然它们是误入阳棚后，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只能看见阳光，却找不到自由的方向，如今虽然羽毛依然如锦，却在求生的突围中双双被那透明的阳棚撞得头破血流，坠落在地……

鲜为人知的是，这座礼堂本来也是为召开中共“七大”专门修建的，这样的建筑在今天看来并不复杂，但对战争年的延安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延安日报》一篇报道告诉我们，1939年8月，中共中央预备在1940年春召开“七大”，延安开始为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会议选址是首要考虑安全问题。最初选址在距离延安30公里以外的安塞李家塌。李家塌地形比较隐蔽，而且仅有一条小道可供出入，目标小，安全有保证。会址选定后，短短三四个月时间，会场以及代表们居住的窑洞基本都修好了，结果“七大”延期。

会议延期后，筹备工作有了更充足的时间，考虑到李家塌离延安太远，交通不方便，数百人聚此开会，不仅物资供应不好解决出行也是一个问题，最后就放弃了。此后筹备组开始在延安城周边的各个山沟考察，又选定了水草湾。这里距枣园社会部驻地仅两公里，距延安城也只有10公里，周围树木繁茂十分隐秘，难得的是山下还有一股泉水，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理想的地方，便决定在此修建大礼堂，筹备召开“七大”。大礼堂修得很快，1940年6月开工，8月就建成了。建成的礼堂从平面看像一架飞机，进门的大石拱处还设计了一个二层观礼台，可坐30余人，正对着主席台，有演出时中央首长还可以坐在上面观看。

出乎意料的是礼堂建成后“七大”再一次延期，在从容的时日里水草湾的一些不足逐步暴露在筹备者的眼前。首先是这个地方过于狭小，一旦开会，数百名代表和工作人员云集，不仅难以满足住宿需要，而且连活动的场地都没有；其次是水源不足，山下的一股泉水，水量太小，不得不在附近打一口井，结果井打成了，却发现水质比较差。后来“七大”最终选择了杨家岭，礼堂的设计者和水草湾礼堂的设计者是同一个人，叫杨作材。水草湾就这样与这次重大的历史盛会擦肩而过。

院子里石刻的简介告诉我们，这座闲置的礼堂后来成为西北公学，培养情报和锄奸保卫人员。延安整风运动中，这里曾举办审干学习班。成立了枣园文工团秧歌队，经常在这里演出。

其实水草湾并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礼堂的南边越过一道小山梁，有一个隐蔽的山坳，山坳里散落着不少窑洞。据说1944年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往枣园不久，就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了，为了安全，书记处的几个领导便秘密搬到这里居住，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只知道中央书记处在枣园，并不知道主要领导实际是住在水草湾的。

走出主席曾经住过的院子，不知怎么一时并不想离去，脚下一片片昔日如掌的绿叶如今都卷曲起来，像紧握的拳头，深藏了自己的脉络。深秋的天蓝得深邃，风云变幻，像是神秘的画家在任意挥洒，不时地更换着画布。

我在想，水草湾应该让她热闹起来呢，还是应该就这样让她静静地掩藏林木和岁月的深处？就像那座礼堂一样，既然屋顶不存，没有了容易腐朽的东西，让那些石砌的墙壁和拱门直接与风雨对话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如雅典、如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