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刘洪涛专访

 主持人：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您能谈谈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吗？

刘洪涛：要想全面评价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我觉得光是这些给他封上的头衔是不够的；还要清楚的了解沈从文的文学独创性在什么地方，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哪里，这些是应该确定的。

沈从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最有创造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以湘西区域文化为依托，为一个东方民族从一个传统的朝代国家，迈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进程上，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想象的模式。这是他最突出的一种贡献，因此沈从文的作品可以当成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阅读，也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或者说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沈从文的独创性，才能够真正的确立下来。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吗？

刘洪涛：就《边城》这部作品而言，这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它以“牧歌”，即乡土抒情诗这样一种抒情方式，充分展现了传统和乡土这种诗意之美。它以最贴切最生动最有概括性的这样一种形式，把30年代的中国想象、中国形象凝聚成了一个可感的艺术造型。他把它造型化、具体化了；他把它提炼出来、整合出来。这个诗性的中国形象，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传统是不同的。你可以把《边城》和作为启蒙文学代表的鲁迅的《阿Q正传》做一个对比，事实上在学术界也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的是中国的国民性，这个国民性是以丑陋、麻木、愚昧为代表的；而沈从文的《边城》呈现出的是中国诗意了的、美化了的中国形象。这两种文化形象我们不能说谁是真实的、谁是虚构的，它们依附于不同的文化的阐释的系统，都有它的可信度，都有它的合理性。如果说鲁迅确立了中国现代的启蒙文学传统的话，那么沈从文的贡献他在另外一极、另外一个方面塑造了诗意的中国形象。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的乡土抒情的经典之作，也就是作为一部“牧歌”的经典之作，它集中表现了湘西的人性之善、人性之美，这是它最集中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在这部小说里面，人性之善展示的是非常充分的，比如说表现渡船老人，表现顺顺以及其他的大佬、二佬，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这个渡船老人来说，他的职责就是管理那个渡船，他勤劳、善良、本分、敦厚，凡是一切的传统的美德，他都不缺少。他管理渡船不论风吹雨淋、寒暑春秋，都非常的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因为是食公家的粮禄，所以过渡人看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所以有时候给他一些钱物，而他都一概都极力退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接受来一些好处，他总是想方设法的超量的去报答。而翠翠这个人呢，她因为责任少，但是她的乖巧、心善、勤劳，她是爷爷的好帮手。而顺顺这个人，是当地地方上有头脸、有身份的人物，他的美德也不缺少。但是他跟渡船老人的美德不一样，渡船老人是忠于职守，而顺顺却要来得大气豪迈得多。他仗义疏财、扶强济困、正直、公平，深受当地人的尊重。两个儿子也是道德的楷模——豪爽、直率，与人搏斗时敢于挺身而出，吃苦、出力的时候从不退缩。这些传统的美德在这些人物身上，都有非常好的体现，所以这种美德在《边城》里边表现得是非常的充分的。

另外就是人性之美，人性所流淌出来的这种诗意，一个是善、一个是美，这种美实际上是沈从文在《边城》里边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诗意，人性的诗意、山水的诗意。比如说翠翠为什么会喜欢二佬，而不喜欢大佬；如果仔细阅读这部作品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吸引翠翠的二佬身上最本质的品质，就是他的诗意。二佬长得很英俊，小说里边讲他像岳云，所以二佬跟翠翠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充满着一种诗意。最初翠翠见到二佬是在龙舟竞渡结束之后，天已经黑了。翠翠在那里等爷爷等不来，正在害怕的时候，二佬赶鸭子从水里面上了岸。在这样一个时刻，实际上二佬充当了她的保护人这样一个角色。我们知道后来是二佬回家，因为翠翠对他有误解，二佬就回家叫他们家的长工打着火把把翠翠送回家的，他实际上充当了她的保护人。但是这个场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诗意。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二佬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在这里，大鱼会吃掉你。”结果这个大鱼吃你这句话，就成了后来两个人关系发展非常好的一种隐喻。只要提起这句话，翠翠心头就会洋溢起浓郁的诗意，一种温柔的这样一种回忆。如果我们把《边城》看作是一个完美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造型，那么这个人性之善、人性之美是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它构成了《边城》的乐园图式的核心。

主持人：《边城》中的人物，都是很善良、高尚的，风景也是很优美的，整个故事也是很美丽的，但是最终它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您认为沈从文这么安排有什么用意呢？

刘洪涛：《边城》最大的贡献，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这个诗意的中国形象，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人性之善、人性之美，但是这种诗意的中国形象，在其中也有它的这种悲剧性、忧郁、哀婉的气氛。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牧歌”和这种忧郁悲伤的情感或者说悲剧截然的分开。“牧歌”不纯粹是喜乐的，甚至它可以更多的具有一种悲剧色彩。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边城》，我们就会发现《边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在这里边有很多构成悲剧的因素。比如说用一个现实的去理解《边城》的悲剧性，就是作品里面碾坊和渡船的冲突。碾坊代表了一种实用的、功利的，以金钱地位为标准的婚恋观；渡船所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出于心灵相互吸引那样一种传统古朴的爱情观。这两种爱情观发生了冲突，在作品里边，事实上是以碾坊为代表的这种力量、这样一种势力取得了胜利。爷爷之死，两个人没有最终结合，都跟现实层面的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个层面，就是这种命运感，也是《边城》的这种忧伤和悲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这种宿命感，它在作品里面呈现的是非常丰富的。实际上仔细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边城》的当事人，从这些人的行动和性格来看，金钱关系对翠翠和二佬的爱情的破坏，就是现实的那一面对爱情的破坏是有限的，或者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破坏。翠翠的爱情萌生的非常简单，她第一次见到二佬可以说一见钟情，二佬对她也是一见钟情。看从这个外部环境来看，爷爷对翠翠和二佬的爱情是极力的促成的。在作品里唯一的反对者，就是有力量去反对他们爱情的二佬的父亲顺顺，可是他的反对态度上并不坚决。后来渡船老人死了以后，顺顺表示要接翠翠到家里面住，等二佬回来完婚。显然在大佬死了以后，顺顺已经同意了二佬和翠翠之间的这种婚姻，这说明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有所悔悟的。由此可见在翠翠和二佬的爱情道路上没有过多的人为的、社会的这种障碍。那么既然这个障碍很少，翠翠和二佬他们的爱情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事情却没有成功。造成了悲剧是为什么呢？这就归纳到我们讲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它的命运感。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最显见的一个原因是一连串的误会造成的。这个误会首先在爷爷和大佬之间，大佬唱歌败北了，而爷爷却以为那个优美的歌声是大佬唱的，去恭维他，结果恭维不对头碰了一鼻子灰；其次是爷爷和二佬之间的误会，大佬死了以后爷爷在街上碰到二佬，故意把谈话往婚事上引，结果二佬又误会了，他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在二佬和爷爷的交往中充满了误会，老人的善心、老人的良苦用心都被误会了，结果失去了好几次很重要的和解的机会。再一个误会就是爷爷和顺顺之间发生的，爷爷眼看翠翠的婚事不成，就厚着老脸去找顺顺去想撮合。本来顺顺对二佬爱翠翠并不准备过分反对的，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老船夫对这件事这样过分的热心，又让顺顺又误会了。顺顺就有一种成见，认为大佬之死是这个好事的老人造成的。那么这个误会是不得了的一个误会，所以他在老人去找他的时候，他有意识的疏远老人。实际上这次疏远对老人的打击是极其大的，老人在跌跌撞撞回到家里面，路上又碰到了中寨的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在团总的女儿和二佬的婚姻之间起牵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又打击了一次老人。这两次打击对老人是致命的，老人在狂风暴雨的当夜死去了。就实际上他们的爱情没有成功，这些误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命运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具象的形式。这些误会是没有原因的，是天意，所以也是命运感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形式。 
　　那么在小说里面，还有一个象征层面的这种忧伤和悲剧的这样一种营造，这个象征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桃花源的这样一种图示，我们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的具体的背景就是在湘西，桃花源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乐土的形象。但是这个理想的乐土的形象是无迹可寻的，他误闯进去出来以后再去找就再也找不到了。实际上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是一个虚幻的、不可捉摸的，是忧伤的这样一种印象。而《边城》它的背景是在湘西，他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所叙述的那种乐园图景理想给具体化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实际上也是有悲情成分的，这个可遇而不可寻、两岸扑朔迷离的桃花和再次踏访时寻而不得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亦真亦幻、宛如梦境引出的是一种感伤和惆怅。而《边城》的这种情调可以说也是如此，所以它的象征层面上展示了一个“失乐土”的这样一种原型。从这些角度，我觉得要想理解《边城》的这种悲剧性和它忧伤、惆怅的一面，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理解。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从文家书》 　　

刘洪涛：比起大多数作家，沈从文的婚恋并没有太多的传奇色彩。在文人的婚恋里边，他们两个人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 　　

1928年9月，沈从文当时在上海受聘，经过徐志摩的推荐，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去任教。沈从文不是一个好老师，他的湘西土话很多人听不懂，而且他的声音又非常的小。据说他第一次在上海公学上课的时候，在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他是一个知名的作家，所以他的讲课，他在上海公学任教本身，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当时张兆和也在上海公学读书，这使他们有机会相识。 　　

沈从文见到张兆和之后，很快就迷恋上了这位大家闺秀。虽然他在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非常重要，所以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地追求，给她写过很多的情书。事情发生转机是因为张兆和拿了这么多的情书，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就拿着沈从文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结果胡适反而劝张兆和，他说我劝你嫁给他。这是他们恋爱过程中，就是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机。那么校长的这个态度，使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等于是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追求。两个人的恋爱进入到正常的这样一种轨道。 　　

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的出许多更好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沈从文《湘行书简》 　　刘洪涛：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你比如说张兆和的相貌很清秀、肤色微黑，另外张兆和在张家姊妹里面她是排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就被沈从文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一再地利用。 

沈从文写到湘西的女孩子的时候，只要涉及到肤色总是黑。你看《边城》里面的翠翠，她的皮肤是黑黑的；《长河》里面的夭夭也是黑而俏。这些都是取张兆和的肤色的特点。此外我讲过，张兆和在张家姊妹里排第三，这个“三三”是沈从文经常给张兆和写信的时候，对张兆和的一个称呼。那么这个“三三”也是沈从文的一篇小说《三三》的标题。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这个女子没有说她叫三三，三三看起来跟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没有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叫三三呢，除了从张兆和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没有任何的可能，没有其他的理由了。所以这是张兆和和沈从文的婚恋，对他创作影响的一个最显在的一个层面。 

另外一点就是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恋爱的过程，就是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过程，实际上通过他的系列的作品也直接地反映出来了。由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月下小景》故事集里边有9篇11个故事，实际上都跟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用沈从文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他说：“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这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直白，而且非常真实的一段话，是事实。 

沈从文的的确确是因为在追求、爱恋张兆和的过程中，他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些文字的写成跟他们的婚恋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我讲这段文字的时候，就是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一封信里面他说：“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一些爱和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的出好文章。”他相信有爱的存在，还会继续的写出更优美的文学作品。这句话是兑现了的、是实践了的，就是后来1934年《边城》的完成